北京傳真:中國實行「文明碼」只是早晚問題

哈奇士 2020年09月22日 07:00:00

中國蘇州日前推出號稱全國首創的「文明碼」,市民可以透過志願活動等方式獲得積分,越高分可以享有越多生活便利。(圖片取自微博)

近日,蘇州擬推出「蘇城文明碼」,目的想通過「一人一碼」構築文明積分的方式,推動市民踐行如文明交通、志願服務等習慣。消息一出惹起網上熱議,當中罵聲居多,蘇州市文明辦不得不表示:「文明碼」正處於測試階段,以市民自願註冊為前提,得分高低不與個人信用掛鉤,對入學、落戶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均沒有影響,也不會作為二次處罰或懲戒的依據。目前,「蘇城文明碼」的階段性測試已經結束,各相關部門正在抓緊修訂完善,待今後條件成熟後再推出試行。

 

文明不能被量化,功利的文明賞罰對社會道德的長久發展沒有幫助,擾民(如許多老人不懂使用或沒有智慧手機),「文明碼」的全面實行會導致個人隱私的進一步被濫用;誰來劃定(誰有權力來劃定)文明與不文明的界線(相比之下,健康碼推出之際少人發問這點),目前雖說不會影響到低得分者的社會公共資源配置及不能作為二次懲戒的根據(如此「文明碼」又有何用,它是否又能保持這界線),但其明顯的壓迫性與歧視性的對人的分類又有何法律根據?

 

今年疫情以來,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們已習慣了出示健康碼的生活,儘管健康碼的應用也受到小部分人的擔憂與批評,但為什麼這「文明碼」會激起更大的輿論反彈呢?偏向自由派的評論紛紛談到英劇《黑鏡》某一集中,個人評分直接與所能享受到的社會資源掛鉤,為了獲得更高的分數,人們只能戴上面具,去迎合系統的各種評分機制,過著大資料監控下的全裸生活。

 

然而,回顧近年中國社會的發展,似乎每一項大資料科技的全面應用都是無法阻擋和不經公共討論的,而當其監查與規訓機制確實成熟啟動後,又似乎真的能為公眾認同的世俗生活增加效能。如此,若果不能對今日中國的大資料監控發展作整全的政治經濟分析,動不動就依賴冷戰時期奧威爾式「老大哥正在盯著你」的對抗「極權主義」的淺薄意識形態話語以論述之,結果便是批判遠遠沒有刺入時代痛點,無所不在的權力與規訓註定繼續大行其道。

 

談到大資料監控社會,很多人都會提起福柯作品《規訓與懲罰》裡分析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發明的全景敞視式監獄,一種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使權力運作變得更輕便迅速,有效改善權力運作(令所有罪惡無處遁形)的現代「政治解剖學」。那麼,這種現代規訓權力是如何出現的?福柯在作品明確提到,規範的力量貫穿在紀律(規訓)之中,它從數量上度量,從價值上排列每個人的能力,水準和「性質」。它通過這種「賦予價值」的度量,造成一種必須整齊劃一的壓力。最後,它劃出能確定各種不同差異的界限,不規範者的外在邊界。自十八世紀以來,它已與其他力量——律法、聖經、傳統結合起來,並給它們引出了一種標準化教育和建立了「師範學院」(ecoles normales)。

 

在組織一種全國性醫生職業和一種能夠貫徹統一的健康規範的醫院系統的努力中,他得到確立。在使工業生產過程和產品標準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確立。始終與規訓權力緊密相聯的,還有源於中世紀司法調查的檢查技術,它是一種對被目擊和可證實的真相的權威性調查,是與舊式的發誓、神裁法、上帝的最後審判的方法格格不入的。在中世紀末,自然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從調查實踐中誕生的,它似乎將自己與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結合起來,從而經歷了一種思辨的洗禮——現代刑罰的所有重大的擴展變化,對罪行背後的罪犯的關注,對具有矯正、治療和規範化作用的懲罰的關注,對被視為具有測量、評估、診斷、治療和改造每個人的不同權力的權威的裁定行為的區分,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規訓檢查滲透進司法審問。

 

如果說西方的經濟起飛始於導致資本積累的技術,那麼,作為客體物件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對象化,現代規訓社會的出現,人員集聚的管理方法導致了一種脫離傳統的、講究儀式的、昂貴和粗暴的權力形式的政治起飛。人員積聚和資本積累是密不可分的。如《資本論》裡講過,在一個不太普遍的層次上,在生產機構、勞動分工和規訓技術制定方面的技術性變化維持了一組十分緊密的關係。對任務的劃分、協調和監督得以實行並且很有效率;對時間、姿勢和體力的解析分割構成了一種操作圖式,這種圖式很容易從屈從於生產機制的群體中轉換出來。

 

把軍事方法大規模地投射到生產組織上,就是這種按照權力圖式規定的模型進行勞動分工的一個例子。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造成了規訓權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學」能夠運用於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機構和體制中。例如去年傳出浙江省擬將惡意頻繁跳槽納入個人徵信,一直以來備受外媒關注,但只聚焦在人權上的新疆「集中營」問題,何嘗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下赤裸裸的規訓技術顯惡。而十八世紀以來,雖然在形式上代議制直接或間接地使全體人民組成基本的主權權威的意願得以實現,但提供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保障的是在基礎起作用的規訓紀律,真實具體的規訓構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礎。

 

過去幾十年,以中國為首的淪為世界工廠的各發展中國家,自由主義式的契約義務論遠遠不能保障到底層工人們的生活品質,原因是把肉體規訓到每個細微動作,使身體完整時間化的工廠全景敞視主義是一具有普遍性的強制技術,它繼續在深層影響著社會的法律結構,旨在使高效率的權力機制對抗已獲得的形式框架,實際上契約聯繫從具有一種紀律機制的內容之時起就可能已受到了系統的扭曲。啟蒙運動既發現了自由權利,也發明了規訓。

 

回顧今年年初中國的防疫情景,武漢人湖北人四處被驅趕,所有與細菌和病毒相關聯的事物都得到立即的隔離乃至消滅,鋪天蓋地的國家宣傳機器和民間輿論高度統一的不惜一切代價精密防控疫情,保衛生命至上以保障過後的世俗經濟生活繼續展開的話語立場,在這幾年讀書界再次掀起福柯熱的中國社會卻甚少人(特別是知識份子)能就此闡釋西方後現代理論反人本主義於今日中國的重大意義。不得不說,如此看來,「文明碼」的實行只會是時間問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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