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闡述之前，且以《指定倖存者》(Designated Survivor)提及的一場種族爭議作引子。

劇中杜撰的某已故市長，既身為當地重要政治人物，得到重視歷史的傳統派尊重，同時卻是竭力維護壓迫制度的蓄奴主。美國重建時期，他的紀念雕像豎立於舊聯邦法院前，彷彿象徵昔年南部州份種族隔離的占克勞法(Jim Crow Laws)，市府保留雕像有為種族歧視背書之嫌，惹起民權團體反感。

該集於2017年播映，篇幅雖短，但議題的千絲萬縷值得反思：黑人被奴役的歷史傷痛、意識形態分歧、轉型正義思路、平權運動今昔對比，以至不同團體的利益盤算，恰巧符合當前美國社會脈絡，尤其正值「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BLM)如火如荼、總統選舉日近在咫尺之際。

「黑命貴」反映深層矛盾

從各地示威請願到大型警民衝突，觸發原因一般涉及警察對黑人執法過當致死，故此抗爭者挺身反對執法濫暴、司法偏袒和訴諸種族歸納(Racial Profiling)等現象，後來更外擴至控訴針對黑人的社會不公。不過有別於以意見領袖的個人魅力或宗教號召為主軸的民權運動，傾向去中心化的動員，漸次納入女性主義、性別多元甚或反法西斯的安提法(ANTIFA)，手法亦不限於和平抗爭，過程中流血衝突以至殺傷警察或相反陣營的支持者，時有發生。

「黑命貴」行動雖有全球化趨勢，基於主戰場在美國，本質更傾向內政問題。之所以迄今無法止息(例如近日爆發示威、市府頒布宵禁令的費城)，主流輿論認定與競逐連任的總統川普高舉「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包括QAnon、Proud Boys)、苛刻的移民政策、內政不斷撕裂族群，以及強調「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執政理念導致警權過大息息相關。

問題是，前任總統歐巴馬、副總統拜登治下，同樣發生多宗黑人警暴命案，包括全國轟動的「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 — 賈納(Eric Garner)遭紐約警員鎖頸致死，各地反警暴的示威及暴亂此起彼落，抗爭者更浮現榮化暴力跡象。傳媒努力為歐巴馬護航，指其事後發出行政命令，成立專案小組提出多項建議，諸如警隊改良培訓、增進溝通及公開更多資訊，積極社區參與以及設立武力過當報告資料庫等，修復警民之間瀕臨崩潰的互信，結論看似呼應其後「零號行動」(Campaign Zero)倡導的十項改革綱領。

然而上述措施僅觸及表層，迴避深入的實質公義 — 執法專業化、社區化、非軍事化對非裔美國人墮落社會和政治孤立的艱困處境無濟於是，這才是族群不平等的肇始。司法因應也令人失望，並無下修聯邦法院檢控警隊干犯民權法的門檻，令民眾遭遇警暴後尋求司法正義難乎其難 — 如是者，事發五年後涉案警員終被解僱，卻免於聯邦檢控，與經由法律保障公民社會免受政府侵害權利的自由理想背道而馳。

對上述往績選擇性視而不見，不僅合理化黑人示威的暴力破壞與掠奪，直接推倒「奴隸主」雕像、抹消過去而非記取前人的歷史耻辱，復與反壓迫、反建制的左翼安提法合流，將戰線從抗議白人主義者擴展至反對川普的「保守威權政府」，可是在族群平等包容的主旨底下，有參與組織排拒其他有色人種(如反閃族)，社會動蘯不安亦難免波及其他無辜國民。

川普在抨擊者眼中也許令社會愈趨激進，不過根深柢固的族群不公，歐巴馬任內粉飾櫥窗般的皮相改革，才是令積重難返的美國再次迎來「黑命貴」浪潮的主因。不論政客抑或輿論如何隱惡揚善，均無助於族群和解。

對政治日益憤世嫉俗，於是形成是次美國總統大選各走極端的面相。（湯森路透）

歐巴馬、川普遭逢的政治僵局

面對「黑命貴」的束手無策，僅屬冰山一角。

川普貿然掀起關稅貿易戰、退出國際組織削弱全球影響力、放棄傳統歐洲盟友而與獨裁政權俄朝等交好、逆反行之有年的策略接觸(Engagement)且處處與中國幾近兵戎相見，乃至內政紊亂、移民政策毫不友善、武漢肺炎防治不力、注重經濟復蘇而輕忽科學依據，連帶敵視一眾新聞媒界，都成為輿論、政壇猛烈砲轟的有力理由，遠至2018-19年聯邦政府停擺，近至疫情經濟刺激方案遲遲未獲通過，國會逐淪為共和民主兩黨留難總統的角力場。

不過話說回來，歐巴馬的經歷也好不了多少。本來民主黨責難前總統小布希的信條無疑借反恐戰爭四處燃點烽煙，到改朝換代後歐巴馬雖在內政有所成就，時而未能貫徹，不過其弱項外交政策屢受共和黨指斥綏靖妥協，說的漂亮做得少，甚至可用「失敗」兩字概括。

政制上的權力分立，依然發揮制止多數暴政的關鍵作用，保持施政效率以及捍衛社會公義卻因而付出沉重代價。無計可施下運用冗長杯葛演說之類議事攻防，迫使政黨與黨團達致共識，已經不合時宜，事實上參眾議院的嚴重兩極化阻撓民意彰顯，動輒行使否決權政治(Vetocracy)儼然成了新政治典範，一切受繁複對立的意識型態及政黨利益宰制，推進政策、人事任命由是變得困難重重。2010年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勞(Mitch McConnell)甚至就歐巴馬政策不滿揚言：「我們(共和黨)惟一首要任務，就是讓他的總統任期僅維持一屆。」

面臨政局紛擾，無法仰賴政黨與代議士的國民，嘗試重奪過往授予政府的權力，透過直接行動拆除傳統政治的中介。社交平臺降低組織與發起社會運動的門檻，在按讚選擇喜好、你一言我一語迅速交換意見的網絡世界，每四年一度的換屆選舉，愈發像舊世代的出土文物。

假如國民向政府訴求不多，上述憤懣心態尚有健康的可能。但人們渴望進步前衛的倡議寫進法律，結局或陷入一種有害且不穩的渾沌狀態：既倚靠政府從善如流，迫使其權能過度擴張淪為大而無當，或開出太多空頭支票無從兌現；同時又鄙視政府，以不信任的直接行動剝奪其合法認受，並讓每次挫敗都演變成管治危機。

在情況惡化之後，他們祇會對政治日益憤世嫉俗，於是形成是次美國總統大選各走極端的面相。

民主黨：政治結盟的必要之惡？

儘管反對者設法把川普塑造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法西斯」，或是煽動民粹、顛覆民主、獨裁專斷的「利維坦」，甚至破壞美國核心價值的千古罪人，不過相比起四年前同樣系出菁英階層的挑戰者希拉蕊，拜登所代表的是謹小慎微的黃昏政客，虛應故事地宣稱濟弱扶傾、支持進步主張，遑論要撼動政經建制、科層官僚的既得利益？哪怕他有機會入主白宮，事後不見得不會過河拆橋，推翻所有政治期票。

新穎的溝通媒介與科技帶來更廣泛的人際依存，確實促使進步派、自由主義者、左翼、黑人平權者初步信任合作。可惜組織之鬆散、原則和價值觀之巨大差異，導致他們無法藉此帶來共同目標及公民參與感，建立嶄新且恆常的政治社群，用高聲量相應的動力持續推動政治議題、政策建言，止步於社運乃至競選的短暫結盟，充權之路變得後繼無力。

拜登與進步力量的同盟關係，之所以無法令人信服，究其因由，並非在於民主黨陣營支持者忽視民主與正義，而是公共化的貧乏，單純落入「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窠臼。

學者徐承恩將之歸因於去國族化以後，要不公民認同與效忠對象出現真空，要不在把「進步議題」離地跨國化當中，無法進一步吸納並整全更多元的道德原則，導致就本國事務上政治論述立足點的消退，兩種方向都令進步派流失自我治理的能力。

無獨有偶，另一學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亦基於類近思路評價自由派：無法從共同體內培養公民意識與團結向心力，就像脫離了水的魚，在保守主義放膽搶佔社群的發言權面前，陷入集體焦躁。

桑德爾更援引杜威(John Dewey)於《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1927)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公民自由主義。僅將人群聚在一起並集體行動，並不足以構成「社群」；抱持相近理念或意志的聚合，必須喚醒共同責任感、公民認同和參與，方能免於公共場域當中民主大眾的不成熟、雜亂無章甚至分裂收場。(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Volume 2, P.329-330)

杜威憂慮「公共性」的裂解，既恐懼國民為著一時之利害棄守公共責任，亦深怕他們與欠缺道德承擔或政治想像，未能回應社會現狀的政黨政客聯手。當各種價值觀互為衝突而眾聲喧嘩之時，理性的政治言說難有容身之所，大家熱衷於就不同議題或陣營選邊站，真正公共討論卻變得舉步維艱。

選邊站之餘，別迷失自我

基於事實據理力爭，才可維護一己尊嚴、贏取他人尊重。但上述公共性退場之惡果，令尋常的政治表態逐漸欺人自欺，彼此忙於替所支持的政客言行砌辭搪塞。

《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Political Animals by Rick Shenkman, 2016)提供了有意思的見解。除了政治場域上共和民主兩黨的基本盤以選票反映對黨派的忠誠，書中引用心理學家韋斯廷(Drew Westen)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領銜研究，讓受驗者分別閱覽指控民主黨克里、共和黨小布希言不由衷的證據，測試其反應。

一如預期，他們選擇忽視不利於支持候選人的證明，但更糟糕的是其大腦甚至提供獎勵 — 忽略證據讓人感到愉悅。韋斯廷解釋繞過不利資訊的機制：「得悉或會造成反感的政治資訊，憂鬱的神經網絡開始活動……大腦感受到訊息與慾望的衝突，設法關上負面情緒的水龍頭。」人們不是運用理性認知嘗試消化、分析資訊，反而馬上要改變資訊，使其符合自身政黨偏好。

這有異於純粹的政治偏見，不止漠視證據，更進而扭曲、捏造證據，認真提出一堆令人眼花撩亂但實為鬼扯的「論述」。列舉對己方陣營有利的自圓其說是一回事，堆砌不堪一擊的辯解教旁人目瞪口呆，又是另一回事。盲目曲護無疑損害政治群體的政治理念與公信，但出奇地當部份成員紛紛就某些時局或看法表達憤怒，整個團伙亦隨之走往極端，比排斥異見繼而誤判的團體迷思(Groupthink)險峻得多。

由對傳統政治的不耐煩，到未及築起新生的社群政治模式，最終又跌進兩黨制壁壘分明的迴圈。過程像極了英國脫歐(Brexit)那場公投，區別在於這次選舉被視作敗部復活，重溫下架川普的議題設定罷了。

美國傳媒就兩黨候選人的不對稱報導，社交平臺比2016年更苛刻的單邊封殺，加深了國民之間的歧見，這邊提出筆電門詰問，那邊廂用逃稅門還擊，執著於是否選對邊的「政治正確」，而非著力於如何令社會變得更良善美好；至於非美國國民但關注大選後續影響的人們，也難免被這種黨同伐異的氛圍波及。

不過話說回來，舊政治復辟並非我們所樂見，更不應成為不滿政治對手的宣泄出口，忘記一路走來所持守的是怎樣的政治信念，急於把對手擊倒在地而迷失自我。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