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香港，中國歷史科在中學系統比重不斷改變。有時強化，有時淡化。近乎朝令夕改的政策方向，不只令學生和公眾迷惑，也反射香港自身持續的身份認同危機，一個 identity crisis。

現在二十幾歲的年青人，中學時是「新高中學制」，中史科不是必修科。必修科是中文、英文、數學加上新加入的通識科。多年聽聞，通識科應該類似外國所說的 liberal study，博雅教育，但裡面都有中國歷史元素。以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發展作為一個篇章。本來以為是避免政治爭議的設計，但最終課程裡還是有討論中國的現實挑戰，例如環保、勞工權益之類。

後來很多建制派指責通識科課程設計偏頗，是近代青年越來越「政治化」原因之一。因為 19 年《逃犯條例》衝突有教育界人士在現場被捕，建制黨派馬上串連好一個論述：「黃色老師」利用通識科洗腦學生，在課程滲入反中思想。2021年通識科被刪除，於中四級開始實施，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教科)。

中史必須讀好，在後 19 年的香港也再次高唱入雲。因為對社會上的一般人，學好中國歷史等於培養愛國心，所以最近學校這一面就談論兩件事，如何增加各級學生往中國交流，學習歷史。以及，中國歷史科是否要再求強制為必修科。

很多議員亦十分簡單粗暴，將支持中史科必修議題當愛國宣言佈道。他們拋出理由支持歷史科，但理據恰恰有很多是沒有歷史學常識。

工聯會有議員說中史很好，必須加強青年的中史知識，但話鋒一轉突然開始批判西方，指西方上古史處處存疑，「大多數係子虛烏有嘅神話偽史」，又形容西方近代史「極端邪惡」。至於中國歷史，則形式為「世界文明上惟一數千年從不間斷的文明」。有人提出錢穆《國史大綱》論證讀歷史很重要。

中國文化連棉數千年不斷，其實的確是「兩岸三地」加上全球離散華人多少的共同信仰。不過較真的話，這四五千年從何時數起，一般人會說是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由三皇五帝開始到後來的唐宋元明清。那其實中國文明史也是神話式的開端。

20世紀初就有一批學者包括顧頡剛、胡適等人形成的疑古派，他們認為被接納為信史的很多中國古代史，其實是神話，很多是後來編造。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念，引發大辨論，支持和反對派都十分強烈。「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了許多古皇帝」。疑古的傳統又是很遠古，法家學派在春秋戰國已經在討論，韓非子認為儒門學派事奉的三皇五帝歷史源頭，一點也不神聖，堯舜之間沒有真正襌讓過，是權臣脅迫廢帝，被儒生神聖化而已。韓非子也是疑古的。

「幾千年」的講法當成定見隨口拋出，多盛行於歷史學科的 laymen （門外漢）之間，即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一般人問，甚麼是真？通常是指有文字記載。那起碼虞夏時期是不計算，也會被說成「偽史」。商應該不是國家，與周一樣是邦。去到秦始皇稱霸，那才是一個國家，所以一般比較保守的講法，這東西有多久？講大一點，可以是約 2000 年。清末革命家譚嗣同在《仁學》一書就討論過「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的問題。

再細分一點，每個「朝」之間也不一定是線性傳承關係，甚至可以是毫無關係。這中間每一個關節拆解進去，都能耗盡人們一生。正如我們普遍覺得日本是古代接受中華文化，也把中華文化圈算上她一份，但當你深入的時候又會覺得「現實比理想複雜」，因為日本漢學家（受孔孟之學影響至深的一班人）都在不知覺或自覺地置換一些解釋脈絡，令事情看似一樣，但其實大異其趣。

到了江戶時期，不少漢學家在推行儒學的本土化，他們擁孔批孟，不承認後來滲透著佛學和道論的宋明理學，在誰是野蠻人的問題上進行了顛覆：日本才是繼續孔子尊君之道的文明國家，西邊才是野蠻人。

對他們來說中國不只是種族上都不同，連文明也沒有守住，怎麼算都不能說幾千年一脈相承。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甚至形容，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之後，其實是中原人口一次生態和人口大滅絕，是一次「世界末日」，所以後來「北面蠻族」進入中原，全面取代舊中國人。核心都不一樣，等於滅亡了一次。整個中國是鮮卑化的，所以後來大有可為的楊堅，娶北周大司馬獨孤信七女獨孤氏發跡。李淵是獨孤氏外甥。他們的家庭是一個種族衝突的反映，子嗣得以繼承新的文化。楊堅一開始侍奉的北周政權，太祖是宇文泰，鮮卑人，據說來自現今蒙古呼和浩特。

中國文明幾千年從不間斷，十分可疑，但這問題又在世界範圍引起了熱烈精彩的討論和研究。

最近看台灣討論舍利子，重讀韓愈那篇《論佛骨表》，講反對皇帝沉迷佛教，但裡面說到「黃帝在位百年，壽命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壽命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壽命九十八歲…」以古代人類生存環境和醫療水平推算，這個壽命很明顯是神話，但也好像被記載於「歷史」。

更加遠古中東文明的神譜，初期也有一些統治數千年數萬年的君主給記載下來。也有文字，也是「歷史」，但人們也當作是一種研究該文明思想世界的門匙。歷史與神話及傳說總是有一種微妙秘密的關係。

為甚麼社會人士對歷史科有很多一廂情願，例如假定增加中國歷史知識等於加強中國人身份認同？現實的反例是日本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根據我們自己的講法），也特別愛中國歷史，最後卻兩次率領整個國家入侵中國。

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分清歷史和歷史學的分別，沒有搞清楚歷史課裡面，實際是疑點多於結論。這個學科其實是跟通識科一樣，是在培養人要有適當懷疑精神。當你是講求灌輸一個不能質疑的結論，那其實是政治文宣學，而不是歷史課。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