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發表會後，包括《自由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網路媒體幾乎不約而同的都使用這個引人矚目的標題來概括；現在已不知道此一「斷語」出自何人之口，或源於哪位記者、編輯所下的標，要之，新聞工作者無論記者或編輯似乎都認可此標題能吸引讀者眼球外，或認為可捉到拙著的殊采；這「一句評」好像也隨之進入讀者的論域中。有朋友告訴我，他與青年學生談到本書，立即的回應是：「哦，那本把胡適請下神壇」的書。可見影響力之一斑。

媒體或評論者不管論列政治、社會、文化等「事件」或作政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有拈出標籤化的特權，沒有踩不踩到紅線的問題。拿《面對獨裁》中所揭示出的一個「事件」為例。《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站在國府立場的《聯合報》用小方塊文章杜撰「反攻無望論」一詞來落井下石；老實說，打到了關節了。《自由中國》編委宋文明在四十二年後接受薛化元、潘光哲訪談時回憶說，殷海光文章本意是「要反共抗俄，就得……進行改革。……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有希望的。」又說，這也是當時「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並強調：「『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云云。宋文明的結論正確無誤，但論述較疏略。首先，《自由中國》提出要討論一連串現實問題的編委是戴杜衡，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九日乃決定總題目為〔今日的問題〕。首篇〈反攻大陸問題〉八月一日刊出，而宋文明則是在四個月後的年底才成為主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發皇、討論及刊佈後的風風雨雨，宋沒有與聞，宋的說法不是權威性的第一手。

其次，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核心議題的「本意」，是透過各種條件的「公算」做出「政治決斷」：「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從而斥責官方「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在臺灣的措施都是祭出「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大帽子，「遂得以暢所欲為」。殷海光此一社論之目的在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反攻大陸〕」，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

社論一出，宛如丟出原子彈，爆破蔣介石政治謊言、震垮國府的統治基礎；國府赫斯震怒，也是必然的。至於民主、改革等等本就是《自由中國》一貫的論旨。要之，《聯合報》丟出「反攻無望論」，一時如影隨形，成為刻在雜誌社額頭的印記，揮之不去。有趣的是，我們對人物的月旦比較有成規，比如「《春秋》責備賢者」、「一字之褒容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生為考語，死為壽銘」，比如「蓋棺論定」等等，從史著、史評、文獻到壽聯、輓詩……，不一而足；歷史淹久、內容豐贍，一路下來自成傳統。這樣的大課題，在此不能討論。但對事件「標籤式的簡約」，很可能犯了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蠻橫的事實」（brute facticity），簡單的說，讀者被「事實性」拘限後， 這種拘限就會超越史實。（見氏著《批評正典結構與語言》，第六章，時報出版）我的書是探討胡適與殷海光的三次諍論，媒體特別聚焦於胡適，當然是因為胡適宛如《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不僅一九四九年前胡適是學術、文化、思想、史學甚至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四八年後即使長居美國，但「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行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卻隨時可以看見他一張笑臉。」這是當年在媒體界工作的方塊作家王鼎鈞親身見聞，紀實也。（見氏著《文學江湖》，爾雅）無論如何，胡適都是眾望的核心，不僅在台灣，中國也是。五○年代毛澤東發動「批胡運動」，胡被鬥臭、鬥垮，八○年代胡適重返視野，又站在歷史的前台。（見邵建，《二十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胡適傳」，初版於一九八六年，白吉庵著。重點是，胡適身前身後都動見觀瞻，難怪拙著主角兩人：胡適與殷海光，大家反而偏重在胡適。胡適是顯學，寫他的人很多，本書寫作初心，與其說是胡適毋寧說對殷海光更有興趣，卻因胡適光芒太盛、地位太隆、影響太大，大家把焦點放在胡適身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寫這本書致力於抖落有意、無意的隱藏、粉飾，尋覓失去的環節，將不為人知的空隙填補起來，把真實還諸歷史。

我們這一輩的文史工作者，無論在哪個領域，多少都受到胡適的影響，至於殷海光，端看每個人的興趣、偏好及造化。在沒有寫這本書前，我對胡、殷兩人沒有畸輕畸重的成見，他們的書我大都讀過；因為是不同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買東西一樣，哪個比哪個好。寫完全書，史實浮現，這是我與到手資料搏鬥的成果；我固然沒有魯迅那樣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但長遠積累的政治觀察及寫政論的經驗，多少能在字裡行間窺見權力、抗爭、和諧、容忍與屈膝……之間的張力，探究事件底下的刀光劍影。我寫胡、殷二人確實心中不存褒貶，沒有「美刺」，只透過爬梳、鑽研從而呈現事件的「本末」，如此而已。於胡於殷，無關我的好惡，乃援引周棄子〈憶雷儆寰〉的〈本事〉：「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作為自況。周棄子與胡適形同敵國，原因很簡單，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是周棄子寄命的古典詩之天敵。周棄子與胡適路數衝撞，氣味不投；周棄子即使居古典詩的冠軍，與胡適毫不相干，自然談不上欣賞與否。一九五七年梁實秋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雷震邀周棄子署名，周悍然拒絕。胡適力薦姜貴的《旋風》，評價比張愛玲小說高，希望《自由中國》連載，雷震交給周棄子審閱，周寫了壞評，發表在《自由中國》上。（書評收入氏著《未埋庵短書》）《自由中國》決定割愛，周棄子打敗了胡適。周棄子與雷震交好，雷案發生，周棄子賦〈感事〉詩給于右任，寄望以于的黨國聲望能伸出援手救雷震於羅網，不果。「雷案」判刑後他又寫下〈本事〉（後改題為〈憶雷儆寰〉），千古絕唱。我在《面對獨裁》中特作一篇短文闡釋兩詩，放在附錄。重點是，周棄子一向重雷貶胡， 很難「無」美刺，所以周原詩用「忘」美刺，表示就事論事、不計成見，客觀評騭原委。

我年輕時代的學風籠罩在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風下；其實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一九五七年香港的《祖國周刊》連續幾個月探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參予的有何浩若、李璜、陳伯莊、殷海光、許冠三、陳綏民等人，（見劉家璧，〈討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我見〉，載《自由中國》十八卷第十期，一九五八年十ㄧ月十日），而且此一討論時至今日也沒有偃旗息鼓，仍是焦點。

以「大膽假設」發而為文的篇什文獻雖不能用「充汗牛之棟」，（按，這是借用章士釗用語，魯迅譏之為不通。）來形容， 但所在皆有。以「大膽假設」論述最引發我興趣之一的是佛洛伊德一九三七年發表他的最後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他的驚人「假設」：猶太人是摩西創造的，摩西是埃及貴族，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這與韋伯認定的一樣）摩西帶著一群受埃及王迫害的猶太奴隸逃離埃及，傳播了全新的一神教。此說經緯繁複，不能詳引，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原書。余英時在〈《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討論的是「假設」的問題，他的「大哉問」：佛洛伊德為什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大膽假設」？他回答說：「根據當時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舊約》中的宗教心理現象，只有通過這一『假設』才能講得通。」結論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寫《佛洛伊德傳》（“FREUD：A life for OurTime”,Penguin Boobs Canada 1988）的彼得‧蓋伊（Peter Gay）揭開了謎底。佛洛伊德晚年寫摩西，與他的猶太人認同有關，他告訴摯友莎樂美說，摩西這個人物縈繞在他心頭已經一輩子了，他曾把榮格（Corl Guslav Jung）比做約書亞，把自己比做摩西；所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據蓋伊的考證，一九○一年佛洛伊德第一次見到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就深深着迷，一直想要解開「摩西像」的謎團，每一次到羅馬，一定要去看「摩西像」。一九一三年九月裡有三個星期，他每天都會站在這尊雕像前，研究、打量、臨摹，到一九一四年才用匿名發表〈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一九三○年摩西又回到他心頭，開始寫《摩西與一神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於「外部因素」—納粹興起，新的迫害到來。他要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怎麼會成為猶太人，為什麼他們要把亙古的恨加到自己身上。」（詳見氏著第七章、第十二章；台灣有漢譯本，譯者梁永安等，土緒出版）佛洛伊德此一歷史書寫正如社會學者曼漢（Karl Mannheim）所指出：「除了自然科學外，一切知識無一不受『境況制約』（situationally conditioned）。」從而揭示出「假設」背後潛藏的動因，他說：「現代的知識論（與「自由主義」所謂客觀而無偏見的真理說相反）⋯⋯必須從一個假設出發，即假設具有一些思想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設想有一種獨立於種種價值與主體之外，且與社會脈絡無關的絕對真理。」（轉引自 Franklin L. 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deas 1600-1950：譯文見李日章，唯李譯書名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聯經）。行筆到這裡，或許有兩點可以回應為本書寫「再版序」的周樑楷文章：一則，他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而讓佛洛伊德沉迷的也出於米開朗基羅手筆；二是他的「大哉問」，他說：「恒煒是否有自己的『大衛』和『沉思者』？」「是不是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都在自問『我是誰？』『台灣是誰？』『台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樑楷揭櫫幽深「歷史思維」的更深層次，正可以與上引曼漢之說呼應。

拙作是不是像替我寫「推薦序」的王汎森私下所問：「會不會把胡適貶得太低？」藉此說一個軼事。大約因為二○一五年六月我在《文史臺灣學報》披露了〈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按，即本書〔上篇〕初稿〕）二○一六年十二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是邀請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分子的研討會，主題是〔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與抉擇〕；那時全書還沒殺青， 自然尚未出版，我抽出一小節當宣讀論文，就是揭示殷海光係〈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影武者，題目是〈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這是獨到的揭示。輪我宣讀時，我說論文已在各位手中，等下反正有評論者，我趁此機會談另一題目；既然是「胡適紀念館」主辦， 我就說說胡適與蔣介石關係，談胡適反對蔣違憲三連任卻在國大投票時投同意票的過程，事後雷震很不滿，說了重話，表示「心中難過。」又批評胡適：「有點投機取巧。」在場的與會者多人起來反駁，我拿出警總檔案證明，他們仍然質疑，最後我說： 「不要小看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是吃素的。」又說，我的書快要出版了，胡適與蔣的深層關係，會有完整細表。這個經驗，更證實胡適墓木已拱，頭上的光輝依然灼灼逼人。難怪出版四大冊「胡適傳」的江勇振會憤忿不平的抱怨：「台灣學界沒有一篇書評。」

野馬跑遠了，現在拉回來。正如前文所述，我寫胡、殷辯論的三次「公案」，心中沒有「假設」，沒有誰軒誰輊、褒誰貶誰的任何設想。與殷海光在《中央日報》、《民族報》（《聯合報》前身） 台大、《自由中國》四度同事也是他死忠摯友的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中說：「假設的影響是貫串整個史學致知過程的。事實上，離開假設，史學致知根本無從着手，非借重假設之助，史學家實無從決定重建的對象，也不知去何處蒐集資料，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當然更談不上。」（見氏著上書，萬年青書店， 一九七一年）許冠三的論點當然成立，只是我寫此書的「進路」（apporoach）不同，我不從「假設」出發，引發我好奇的是「問題性」，是從「問題」切入；我認為先要有「問題意識」，才有「尋章摘句」當「老雕蟲」的價值。我受益於史學訓練和長期政治觀察的媒體本業，遊刃於歷史學、政治學、法學與政論之間， 我寫政論得力於學思訓練，我寫歷史則受政論的助益，換句話說，這是「雙重作用」下的催化結果。不管讀歷史、看政治，我總要窺探表象下的刀光劍影，把捉幽闇的那些眉眉角角，所以我能夠察出「事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或有人（是吳密察罷）用 insight 來形容，也恰當。

最後做一點聲明。《面對獨裁》初版發行於二○一七年十月，二○二○年即售罄。樑楷說：「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我沒有出過學術書，暢不暢銷，是不是「奇蹟」？非我所知。因為書寫完後，怕舊疾復發，沒有一再檢視，急於出版，以了我的此一「大事因緣」；引文、錯字沒有如對「讎人」般的芟夷一空，藉再版機會， 可以彌補前愆。但我雅不喜歡做純校對等技術性工作，增刪、校正一再遷延，再加上中間寫了好幾篇長文，又作了八萬字的小書《是「死記」也是「死記」》（收入與文翊合寫的《胰臟癌探戈》）； 《胰臟癌探戈》出版後，才回頭董理舊作。幸有老友楊誠及廖為民先後細心校正，又幸而在修訂本作二校時，意外收到文翊臉友蔣茉春寄來的更正表格，落落長的六、七十個，不是仔細校讀不會有此成績；有這樣的讀者，當然是作者最大的驕傲與感激。

修訂本主要是訂正錯、訛字，此外，「註」的部份雖有略做修正，但無法一一檢視。再版本如果還有魚魯亥豕或引註失誤， 責任全由作者承擔。固然細節上每篇都略有增刪補隙，彌補初版時的疏忽。篇幅修改較多。刪補較大的屬〔下篇〕，期望讀者諸君諒詧。

這個後記可以用區區字數略作「等因奉此」的交待即可，因「修訂再版」〈序〉出自周樑楷，就商樑楷，他建議短寫不如長寫。才有了這篇囉囉唆唆的「後記」。

※本文為《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允晨文化出版）再版後記。作者金恆偉為知名文化人，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