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月底開始的台灣「Me Too」運動，在台灣政界、教育界、文藝界、演藝界等引發強烈的反響，迄今仍然在發酵當中。

與之同時，軍情局也傳出一名軍官涉嫌性騷擾而退伍的消息，此外，也有涉入法律訴訟案件的女教授，指控承辦的調查局官員涉嫌對她言語騷擾，該名調查局官員遭到調職查辦。這不禁讓人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Me Too」風暴會吹到情報界嗎？

回首過去情報界的性醜聞

事實上，台灣情報界始終未能免於內部不肖份子犯下性侵、性騷擾等性醜聞的陰影，除了前述的兩起近期案件之外，過去為人所知的案例就有：

一、1993年2月，調查局官員王任謙涉嫌協助商人方敦泄性侵電玩商人的女秘書，事發之後引發民憤，但是方敦泄潛逃國外，王任謙被判刑入獄，時任法務部長的馬英九、調查局長吳東明公開為此道歉。

二、1998年6月，法務部調查局代理局長程泉遭到指控非禮，此案在當時激起調查局跟法務部政治角力，最終程泉被記過降調處分。

三、2003年6月，時任國安局秘書室主任的林姓高階官員，遭媒體披露涉嫌在1993年酒後性騷擾外勤單位女同事，儘管如此，林姓高階官員未受到此事曝光影響，一路扶搖直上成為國安局副局長。

四、2017年媒體《鏡週刊》報導，有國安局高官在警政署參加世大運維安會議期間性騷擾女警官，受害者當下怒斥並向上級反映，卻傳出國安局高層對時任警政署長陳國恩關說要求壓下此事，事件曝光之後，國安局對此否認，表示近期並未接到任何性騷擾、申訴或提告。惟國安局的處理態度讓立委林昶佐不滿，提案凍結國安局380萬元預算。

五、2020年11月，國安局訓練中心驚傳性騷擾、霸凌事件，被退訓文職特考學員在PTT指控訓練中心高層常常藉故性騷擾女性受訓學員，時任國安局長邱國正在立法院受訪時表示「不會吃案，一切秉公處理」，惟相關懲處及調查報告始終未曾公布，而爆料的女性受訓學員在事件曝光數個月之後，因為提及漏國安局訓練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與化名「經國安局人員上網發現告發偵辦。」被檢方依《國家情報工作法》起訴。

六、2020年12月，媒體《鏡週刊》報導，一名在國安局服務的人員被指控性侵涉嫌自己的中學時期女同學，導致受害者精神創傷，而任職軍方的丈夫雖然向體制內申訴管道反映，卻發現國安局並未對加害者進行懲處，對於受害者丈夫質疑國安局護短，國安局僅12字回應「依法調查，若屬實則移送法辦」。

這些案例只是見諸於媒體的一部分，可以想見在內部被壓下未能見光的案例可能更多，吾人也注意到在這些案例當中，關係越不對等，如受害者為民間人士或基層員工、受訓學員，越容易遭到加害者以權勢加以侵害。而越欠缺監督的情報機構如國安局，在面對相關案件的處理上越不透明，這也意味著台灣情報界恐怕是這股「Me Too」風暴的死角之一。

美國情報界也同樣深陷性醜聞

無獨有偶的是，在稍早的時候，美國中情局也陷入性醜聞，今年4月美國媒體報導，中情局多位女性職員集體跟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申訴，指稱過去十年中情局內有54名女性職員在職場遭到同事性侵、騷擾，但是中情局卻對女職員的投訴加以打壓，甚至恫嚇向國會、執法機構尋求協助的女性，說「揭發這些事會有嚴重後果」。

儘管中情局官方說法表示並未打壓受害女職員向國會舉報，美國媒體則是以實際案例揭露中情局的確存在權勢性侵的問題，甚至有涉案中情局官員遭起訴判刑。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接到相關申訴之後，已經展開調查，並且通知中情局長伯恩斯（Bill Burns）要求協助委員會調查。

美台面對情報界性醜聞的不同

從前述美國中情局的性醜聞看來，美國情報界的確存在處理性醜聞的盲點，甚至有掩蓋醜聞的意圖，但是在情報界之外的體制處理上，美國跟台灣存在著極大的不同，表現在：

一、美國國會有專責監督情報界的情報委員會，可以持續跟進這些案件，反觀台灣立法院並未設有情報委員會，也欠缺調查權可以針對情報界，特別是最敏感的國安局所涉及的性醜聞進行縝密的調查。

二、儘管台灣有監察院專責對包括情報界在內的公部門進行監察，但是正如學者廖宏祥批評情報界「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大小所有事務歸為機密，完全沒有問責制。立法院的質詢、監察院的調查，所有的單位都實問虛答，完全不得要領。」在這種現實情況之下，面對情報界的性醜聞，特別是涉及中高層官員的案件，監察院有其局限。

三、美國媒體對於情報事務的報導遠較台灣深入，也較能持續追蹤相關新聞的後續，反觀台灣媒體未能以同樣的力度追蹤報導情報事務，特別是包括性醜聞在內的負面消息，前述的國安局訓練中心性騷擾、霸凌事件就是一個顯例，台灣媒體未能追蹤報導相關事件真相，反而在國安局以洩密追究爆料者之後，採信官方說法認定當事人「白目洩密」，由此觀之，美台媒體面對情報事務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四、美台公眾對於情報界的態度大為不同，美國公眾眼中的情報界，特別是中情局，已經去魅化，不再是抱持神秘感、恐懼感，面對中情局發生的包括性醜聞在內的負面消息，美國公眾多站在受害者這邊、支持追究相關機構的責任。

反觀台灣，公眾對於情報事務的普遍無知，對於情報界的神秘感、恐懼感，讓台灣公眾對於情報界，特別是國安局發生的性醜聞多未能意識到嚴重性，甚至有歸咎於受害者「敢爆料國安局，被抓算便宜妳了，在過去早就被人間蒸發」、「要當情報員就要把這些(性騷擾)當成訓練」的要不得言論。這突顯今日台灣社會面對情報界的心態並沒有比解嚴初期進步多少。

如何讓台灣情報界不會成為性醜聞的溫床

從前述觀之，欠缺有效申訴管道、外部監督及透明度的台灣情報界，特別是國安局，是容易成為滋生性侵、性騷擾等性醜聞的溫床，如何讓台灣情報界不會成為性醜聞的溫床，筆者不揣冒眛提出數點作為拋磚引玉，希望讓各方有識者參考：

一、在立法院設立專門的情報委員會，對於情報界有更大的監督權。

二、強化監察院對於情報界的監督權力。

三、台灣媒體要加強對於情報事務的報導能力。

四、台灣公眾必須直面情報界的去魅化、去神秘化，讓情報界，特別是國安局成為公眾可以問責、監督的機構。

五、重新檢視情報界內部職場的性平教育、性平現況及性平機制。

六、全面檢討改正目前情報界可能產生權勢性侵、性騷擾的死角。

結語

對於今日的台灣情報界來說，「Me Too」運動似乎是非常遙遠的事情，但是在今日國際情報界日益重視「女力」的當下，台灣情報界不能繼續以守舊心態看待這個問題，況且過往台灣情報界內部的性侵、性騷擾等性醜聞的負面記憶會不會在未來重新浮上檯面，重挫台灣情報界的形象，都是難以逆料的變數。

至於台灣媒體及公眾，必須正視監督、檢視台灣情報界在面對過往性醜聞以及性平問題的責任，唯有如此，才能讓台灣情報界真正成為可受監督、不分性別的各方有志者發揮的場域，對於台灣民主的深化跟台灣的國家安全都是有益的。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