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在威權壓迫下折戟，令人憤怒與傷感。而該媒體集團在台灣的發展也同樣不甚樂觀，繼《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先後經歷裁員與停刊，目前碩果僅存的《蘋果日報》網路版的前途亦頗艱難。

如果有一天，《蘋果日報》網路版也消失了呢？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台灣其他的新聞媒體也同樣面臨愈來愈險峻的存續危機，如果主要不是來自政治因素，至少是來自於經濟和科技變遷因素。

面對我們所珍視的新聞媒體可能一夕間崩壞或消失，我們該怎麼辦？新聞業本身，或者政府和公民，可以或應該做些什麼？

為了自救，許多新聞媒體陸續推動數位轉型。或許不像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衛報》這麼成功，但許多媒體同樣無法迴避推動數位訂閱制的挑戰，目標是希望能夠增加數位訂閱或廣告收入，更寄望於數位（訂閱與廣告）收入能夠超過原本依賴的紙媒（訂閱、零售與廣告）收入。在這個目標的追求和實踐上，《紐約時報》和《衛報》已經在去（2020）年說雙雙達標，數位（訂閱與廣告）收入成為該報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無論類似的自救策略是否奏效，在台灣新聞業本身的「救亡」努力之外，其實也迫切需要來自政府的創新政策。

2020年，在蔡英文總統即將展開第二任期之際，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於5月18日頗不尋常地發表致蔡總統的公開信，呼籲台灣啟動以下媒體改革政策：

透過加強編採獨立性來支持新聞業；建立不受行政體系干預、獨立和透明司法程序以對抗不實資訊；大幅增加公共媒體資源並加強保障其獨立性；在經濟上支持遵循新聞倫理的新聞產製；將媒體素養納入教育體系。

類似憂慮與呼籲，亦見於本地學者十餘年前的呼籲。包括筆者在內的本地學者呼籲，政府應以建立「公共服務導向的自由新聞業」為目標，採取積極而具體的行動，有效提供商營新聞業良好的競爭環境，導引其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亦能履行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公共責任，同時積極建構堅實而多元的公共新聞業體系，讓台灣形成公共與商業健全共存的新聞體制。當時，本人與胡元輝教授基於「公共化自由新聞業」的理念，曾提出以下五項具體政策建議：

1.政府應即思考設立能有效促進獨立新聞業發展的基金，以獨立並具問責機制的運營方式，協助新聞業透過教育、訓練、研究等實現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成長，對新聞業的產業狀況及勞動條件進行長期調查研究，並以直接的補助、獎勵，投入支持具有公共精神的非營利與低營利新聞業。

2.政府應停止投入公款於新聞置入性行銷，並建議儘快試行「公民新聞消費券」或類似的新聞媒體財務支持機制，以扶持新聞業的正常發展。例如，年滿十八歲的公民每年得向政府申領一定額度的公民新聞消費券，用以訂閱或捐贈給他或她自主選擇支持的各種商營、公共、新創、地方社區、低營利或非營利的新聞媒體。

3.建議政府一方面投入更多經費，提升公共電視的新聞產製能力與能量；另一方面，對於有意轉型為非營利或低營利的現有商營新聞業，政府應制定或修訂相關法規，讓這些事業有路可行。

4.企業界、慈善界及其基金會應轉化以往的慈善服務與社會責任觀念，大力投入支持具有公共精神的非營利與低營利新聞業，並尊重新聞業的獨立運作。政府則應為此類資金的投入提供減免稅捐的良好法制環境。

5.大學等學術機構應運用其教育資源，特別是擁有傳播科系的學校，應妥善引進優秀資深的新聞實務人才，指導學生從事地方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並透過學生實習報紙與實習電台，致力參與地方新聞業的發展，以彌補傳統報業地方新聞萎縮後所留下的空隙，期能成為地方與社區民眾所倚重和信賴的新聞媒體。對於稱職扮演地方媒體的學生實習報紙與實習電台，政府同樣應給予妥適的法制支持，並實質投入更多資源。

數位（訂閱與廣告）收入已成為《紐約時報》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紐約時報》總部大樓／攝影：李濠仲）

可惜的是，這些創新政策至今多仍未能化為政府的媒體政策，導致台灣在深化民主路上亟需的健全資訊生態仍付之闕如。

2019年由十一個國際公民社會組織串連結盟成立的「資訊與民主論壇」（The Forum on Information and Democracy）也非常關切這些議題，繼去（2020）年發布《如何終結資訊疫情》(How to end Infodemics)政策建議報告後，日前於6月中旬再度發布由知名新聞學者Rasmus Nielsen領銜主筆的《新聞業需要的新政》（A New Deal for Journalism）政策建議報告。效法羅斯福總統當年「新政」的3R精神，亦即紓困(Relief)、重建（Recovery）、改革（Reform），這份政策報告主張，當前優質新聞業的存續與發展，需要來自政府的三管齊下，除了紓困協助新聞業走出困境，重新新聞業應有的職能，更需要透過政策引導來改革新聞業。他們提出許多具體的創新政策主張，其中包括：

確保新聞媒體所有權的完全透明，作為更廣泛的透明度、反腐敗和財務誠信措施的一部分。

實施讓優質新聞業被挑選出來並再次獲得比較優勢的舉措，例如新聞信任計劃（JTI），以重建所有利害攸關者對新聞業的信心。

支持並採取國際措施對數位平台徵稅，例如OECD和G7提出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為媒體建立多元經費來源的支持系統，為商業媒體和非營利媒體建立新聞業發展基金，結合民間慈善捐款和政府預算等多重資金來源。

確保各國政府承諾將政府預算1% 用於支持獨立媒體及有利其發展的環境。

建立公眾支持機制，創造有利條件讓公民支持他們認同的新聞媒體組織（如媒體消費券、訂閱費用收據抵稅等創新政策措施）。

將新聞和媒體納入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和路線圖的一環，反思並應對人工智慧對新聞業的影響。

數位訂閱收入及讀者捐款等直接來自公眾的收入，如《紐約時報》和《衛報》的例子所示，代表優質新聞業開始拋棄過往對廣告或紙媒收入的財源模式，也是優質新聞業自救的可能途徑之一。不過，或許並非所有具備獨立性和多元價值的優質新聞媒體在這方面都有同樣優越的發展條件。在能夠挺過新冠疫情、數位化、社群媒體帶來的衝擊之前，優質新聞業亟需來自政府的創新政策支持。這些創新政策不只是協助新聞業度過難關而已，還有協助重建新聞理想與改革新聞資訊生態的更高目標。本地學者、國際公民社會和知名新聞學者過去十多年來紛紛提出的新聞業創新政策建議，或許值得我國政府與公民社會共同參考與思索。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