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奧開幕前後，韓國開展了一連串的對日表演：開幕前兩年，韓國國會通過決議案敦促東奧禁用旭日旗；開幕前夕，韓國各界不斷抗議火炬傳遞路線圖中的竹島標記，揚言抵制東奧；韓國選手團抵達東京奧運選手村後，在陽臺的牆面上掛出仿效出李舜臣的條幅「臣還有5000萬國民在背後支持」；經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要求撤去李舜臣的條幅後，又掛出新的屠虎畫像，因為部分韓國民眾相信萬曆朝鮮之役時加藤清正大規模狩獵造成韓國虎滅絕；等到東京奧運會的開幕，開幕式上的環形隊列也被韓媒解讀為隱藏的有旭日旗…節外生枝的反日暴走背後，種種說辭缺乏事實依據，背後更埋藏著以自我為中心的正義強要。

被建構的英雄話語

第一次的條幅「臣還有5000萬國民在背後支持」改編自李朝海軍將領李舜臣的請戰書「臣還有12艘船」，通過對民族英雄話語的復現與改寫，說明日本終將失敗，以激勵韓國參賽隊員當如梁海戰版再次克日以弱勝強。

但是，李舜臣在半島的形象本身是後期逐漸累加和構建出來的話語，細究起來不敗將軍的稱號和以弱勝強的事跡可謂名不副實。擊退日軍、奠定萬歷朝鮮之役的最終結果的戰役並非李舜臣領導的鳴梁海戰，而是次年的以陳璘為主帥，鄧子龍、李舜臣為副帥的露梁海戰。鳴梁海戰中，李舜臣部隊伏擊的只是日軍先陣的快速靈活的關船而並日軍的主力，日本前鋒在劣勢海域受到損失後隨即撤退，鳴梁海戰對日軍的攻勢並無實質性的影響。

此外，日本前鋒關船數量雖多但攻擊能力一般，李舜臣12艘船屬於板屋船，較之關船本身戰力占優勢，日軍此戰中真正交戰的只有幾十艘關船，更多戰船未介入本次戰役中，李舜臣在充分利用鳴梁海峽地形的基礎上擊退日軍先陣，敵我實力對比並非懸殊，甚至不屬於以弱勝強。

龜船本身並非李舜臣所首創，李朝水軍在壬辰戰爭中的作用也明顯被誇大，李舜臣也並非沒有敗績，後來為造就李舜臣的英雄事跡以提振民族精神，拔高了敵我實力對比，在現代影視作品中甚至被進一步演繹成李舜臣以一人之力擊退日軍主力，李舜臣被神化的同時，明帝國兵援的作用被淡化，與李舜臣並肩作戰同時戰功更大的陳璘在韓形象與名譽逐漸被歪曲和貶損。

乙支文德形象的層累與神化也經歷了和李舜臣類似的軌跡，薩水大捷中乙支文德只是高句麗正六品官，並非是整個戰役的指揮者，高麗時期在遼國勢力侵入，民族危機加重背景下，乙支文德突然變成薩水之戰時高句麗軍隊的總指揮者，薩水之戰的勝利也被史學家金富軾歸到乙支文德身上。

不論是李舜臣還是乙支文德，其英武形象的樹立是隨著時間推移，經過啟蒙思想家申采浩和軍事強人朴正熙等特殊情境下的層層累加與建構而來的，是一種選擇性的塗飾與宣傳的結果，最終成為韓民族的精神符碼。

時移勢異，韓國選手卻將本該以誠相待的體育比賽活動當作你死我活的軍事戰場的延續，將日本選手當成敵國的侵略者，同時把自己代入「受害者／抵抗者」的角色中，視國際運動場為絕對要戰勝並貶低日本的場所。

竹島標注與體育政治化

韓國以當年本國舉辦的平昌冬奧會旗幟未標記獨島為由，認為本次東奧火炬傳遞路線圖標注竹島有失公允，是雙重標準，仔細考察並非如此。

當年經IOC提醒，韓國政府才妥協決定平昌冬奧會開幕式等IOC參與舉辦的奧運活動上，只使用不標示獨島的半島旗（統一旗），在熱身賽、民眾在為運動員加油助威時等與IOC無關的活動上，則不阻止使用表示獨島的半島旗。

但本次東奧火炬傳遞路線圖中，原始比例中竹島幾乎不可見，而且本身沒有如平昌冬奧會一般寫「竹島是日本的領土」這樣的內容，也沒有在竹島和鄰國之間畫上國境線來標記為日本的領土，當然不屬於政治宣傳。

韓國在2018平昌冬奧會組委會官方網站Host City and Culture-Republic of Korea頁面中則有一個標題為「獨島和鬱陵島，韓國最東端的島嶼」單獨頁面，其中包括獨島的照片，附隨的宣傳語寫著「獨島在韓國人心中占有特殊地位，因為他（她）們為保衛韓國最東端的領土而感到自豪。」，篇幅遠勝於本次東京奧運會火炬傳遞路線圖中原始頁面幾乎不可見的竹島著色，誰才是借勢宣傳政治主張高下立判。

此外，日本主張竹島是日本的領土，所以如果刊登日本地圖的話，必然會在那里畫上竹島，如果韓國反駁日本承認竹島是日本領土的話，那就不是向IOC而是向國際法院（ICJ）提出異議，IOC不是解決領土問題的組織，韓國可以在幾乎任何場合和國際組織表示與日爭議，但就是不訴諸ICJ，2018年征用工判決是這樣，獨島爭議也是這樣，日方在1954年、1962年、2012年三次向韓國提出交由ICJ裁決或交由第三方仲裁，韓國一直拒絕或不回應。

韓國「學者」向IOC發郵件申訴竹島標記，未獲回應或投訴遭拒後便轉向污蔑IOC不公正、IOC是日本傀儡云云，無非是為了利用IOC的影響力增加獨島主權的合理性，到時候在宣傳戰中作為權威佐證「就連IOC也讚成獨島自古以來就是韓國固有領土」，個中緣由昭然若揭，國際組織當然會保持中立和不介入的態勢。

此外韓國體育政治化的借勢表演與炒作還有幾次：2007年第六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女子短道速滑接力賽頒獎時，奪得銀牌的韓國隊突然舉出了「白頭山是韓國領土」的標語；2012年倫敦奧運會男子足球銅牌爭奪賽後，韓國選手朴鐘佑從觀眾席上接過一張寫有「獨島是韓國的領土」的紙牌，雙手高舉在場地中奔跑；2013年第五屆東亞杯足球賽中，為對標日本啦啦隊揮舞旭日旗和日丸旗聲援，韓國紅魔啦啦隊則舉出號稱是史學家的申采浩的名言「忘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的橫幅和印有安重根、李舜臣的大尺寸旗幟。

因為《乙巳條約》等因素，獨島對韓國具有超越自然資源和軍事價值的特殊歷史意義，被附會上洗刷殖民壓迫的意涵，因此把本應訴諸國際法理的獨島主權爭端置換為歷史問題，把領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慰安婦、征用工等）牽扯捆綁在一起，揮舞殖民統治反省的大棒壓制日本領土主張，如前總統盧武鉉所言「日本主張獨島主權，是主張其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和屠殺等歷史罪行合法性的做法」，在奧運會炒作獨島問題和此前的主權議題捆綁歷史議題，在邏輯和手腕上一脈相承。

旭日旗：被誤讀的象征符

旭日旗是模仿太陽的意象，在代表太陽的紅色圓形周邊描繪出象徵太陽光線的十六條紅線的旗幟，1870年被作為帝國陸軍軍旗採用，1889年作為帝國海軍軍艦旗採用，戰後則作為海上自衛隊自衛艦旗使用，因此被亞洲個別國家解讀為軍國主義的象征，旭日旗在韓國國民心中就跟納粹旗一樣，認為使用旭日旗是軍國主義復活的象征，不消滅旭日旗意象不足以讓社會步入正確的價值軌道。

然而，作為太陽的象征，旭日旗被廣泛用於慶祝漁業豐收、紀念節日或自衛隊的艦艇上，日本海軍早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就使用過這面旗幟，認為旭日旗是軍國主義象徵是對德日罪行的誤讀和最近十年穿鑿附會的結果。

首先，日本的戰爭罪行本身無法德國的罪行相提並論，在一般侵略罪行之外，德國還存在特殊的種族滅絕罪行，即從戰爭開始前的本國延伸到他國的理論性、計劃性、系統性地針對特定種族和特定人群的規模屠殺，罪惡是貫穿整個納粹德國歷史，屬於本質主義和內生的惡，而日本軍國主義則是現代性（普魯士制度）的產物，屬於正常秩序的脫軌和逐步累進的暴走。

納粹旗也正來源納粹德國1935年頒布的《帝國國旗法》，這樣特有的旗幟當然要被禁止，而旭日旗在日本近代化前就在已浮世繪上使用，其他國家也有使用，如北馬其頓國旗、亞利桑那州州旗，非日本獨有，所以旭日旗當然不是軍國主義和軍事擴張的象征，如果一定要對應的話，和旭日旗對應的是德國國防軍的黑十字，黑十字標志德軍一戰之前就開始使用的標志，至今仍德國聯邦國防軍的標志，旭日旗的使用於官方於民間完全是正當權能，韓國的移除請求是無理和無禮的。

旭日旗問題本身是韓國的穿鑿附會出來的假問題，十年前韓國從未官方抗議過旭日旗，也沒有大規模的民間批判，自衛隊艦艇懸掛旭日旗多次進入韓國主要港口也未受阻。韓國對旭日旗批判來源於2011年亞洲盃足球賽的奇誠庸事件和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的朴鐘佑事件，前者為慶祝進球做出模仿猿猴的歧視動作，後者則在比賽中炒作獨島爭議，為轉移自身違反比賽規定的言行，便尋找到觀衆看臺上有旭日旗和日本體操運動員的制服像旭日旂這樣的接口轉移視綫，由此擴散開來成為韓國特有的政治正確，甚至無事生非、矯枉過正，2017 年漢堡王曾推出過的「螃蟹漢堡」、今年《鬼滅之刃》炭治郎的耳飾，凡是放射性的圖樣都可能成為韓國網民獵巫的對象。

至於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那也純屬空中樓閣，戰前「正常秩序的脫軌和逐步累進的暴走」都基於特殊的時空內外環境，和平憲法和民主體制、老齡化與少子化的現狀、長期停滯的經濟以及美國的約束都保障了日本已不可能複製和重走戰前老路，而解禁集體自衛權、追求正常國家化也不是衝著韓國來的行為。

無事生非的其他案例

韓國虎滅絕問題。韓國虎被加藤清正滅絕的都市傳說流佈甚廣，1953年李承晚於非正式訪日時與日相吉田茂在談話時就提及此事，日軍在壬辰戰爭中確實有狩獵行為，但並非由於因為當時的獵虎行動，韓國虎就滅絕了，壬辰戰爭後韓國虎仍然在半島各處出沒，韓國虎數量開始急劇減少源自李朝中後期為開墾山地而展開的專門狩獵行動。

Korea稱謂問題。有說法稱當年日本為了在奧運會上比韓國先出場，把韓國原本的國號從Corea改成Korea，原本並不是所有的西方國家都使用Corea代指韓國，但是日韓合並之前Coree、Corea、Korea三者就開始混用，更重要的是在1910-1945年韓國是日本的殖民地，本身就無法作為獨立的國家參加奧運會，半島出生的運動員是以日本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與奧運比賽，1936年柏林夏季奧運會男子馬拉松冠軍孫基禎的國籍當然是日本，這是描述當時公民和國家法律關係的客觀事實並非日本操作的結果。

日本海稱呼問題。韓國聲稱日本海的稱謂是殖民主義象徵，是日本強加在韓民族身上的。回溯歷史可以發現，日本海的稱謂稱謂始定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歐洲，此後一直毫無爭議地沿用了約200多年，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海一詞就已經普遍通行，換言之，日本海名稱是在日韓合並前就約定俗成，和殖民統治無涉。

李朝稱謂問題。韓國劇集Kingdom此前在Netflix熱播，第一季發行時，官方中文譯名為《李屍朝鮮》，但第二季播出不久，有韓國網友認為此譯名有貶低意味，稱李氏朝鮮為日本吞併韓國後對朝鮮王朝的稱呼。這也屬於無事生非。從行銷的角度來說，《李屍朝鮮》第一季播出時《屍速列車》帶起的韓國殭屍片風潮餘溫尚存，屍與氏的諧音翻譯破題又引人好奇，增加搜尋和閱覽欲望，直譯《王國》則神色頓失；從歷史的角度，古代家天下的序列中以王室之姓氏表示王朝名稱是純然中性的稱謂，如李唐、趙宋，此外還可區分同名王朝避免混淆，如李朝之前的箕子朝鮮、衛滿朝鮮和戰後的北朝鮮，再如高朱蒙建立的高氏高麗和王建建立的王氏高麗。

更何況，最先稱呼李成桂所建立的王朝為李氏朝鮮（李朝）並非日本殖民者，殖民統治結束後數十年韓國論文著作中依舊沿用，直到八〇年代才被附會上日本貶低的涵義，這一時期六卷《解放前後歷史的認識》陸續出版，民族主義歷史觀逐漸深入386世代的觀念中，至今仍然具有廣泛影響。

強要「正義」

以上種種無事生非的言行，源自以日本為對象、以民族為單位的受害歷史的大眾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的中心是「受害者」對日「無條件的」且「更古不變」的敵對情感。顯然，這種角度的所記住的歷史是極具選擇性的，戰前日本在韓半島的殖民統治結構中，韓國並非單純的受害者，而是受害者、受益者和協力者三重面向的合璧。受益者層面，殖民統治透過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普及、醫療衛生體系建設促進了社會現代化轉型，尤其是保護私有財產和契約制度更從根本上改變了韓國社會；協力者層面，「內鮮一體」政策在殖民統治後期普遍的為朝鮮半島的居民所接受，戰時相當數量的韓國人是直接參加了日軍或者滿洲國軍隊對盟軍作戰。

永恆受害者的定位下，韓國自認為站在「正義」的一邊我行我素引發衝突，並且輕視程序正義、一味注重結果「正義」，自認只要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擇手段，在這樣的邏輯驅動下，強要「正義」的暴走還理直氣壯。樂此不疲的開展無休止的對日外爭與內耗，韓國民間營造了不利於日韓和解的輿論環境，既損人又不利己，充當麻煩製造者的韓國實在偏離了體育運動的正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