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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余英時──帶著使命做學問,作價值的守護者

王丹 2021年08月10日 00:02:00
余英時先生是一種精神指標,也代表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規範。(圖片由廖志峰提供)

余英時先生是一種精神指標,也代表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規範。(圖片由廖志峰提供)

我們這個時代,除了余英時先生之外,還是有一些有大學問的人的,但他們通常愛惜羽毛。儘管他們內心當然是有自己的立場的,但輕易不會對現實政治公開發表意見。我們這個時代,除了余英時先生之外,公開政治立場的人就更多了,但在他們中間,真正有學問的人不多,像余英時先生那樣有大學問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我們這個時代,既有大學問又從來不憚於公開表達政治立場,哪怕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的,孤陋寡聞如我,只知道一個人,那就是剛剛仙逝的余英時先生。

 

因此,對我來說,余英時先生是一種精神指標,也代表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規範。這個指標和規範就是:帶著使命做學問,作一個價值的守護者。

 

記得余先生完成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不久,我去拜訪他。也許是終於完成了這本讓他牽掛了很久的巨著的緣故吧,他心情非常好,談性甚濃,滔滔不絕地講了四個小時。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太多的內容我也不記得了,但有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他寫朱熹,其實是想講知識分子與時代,與社會,與政治的關係(大意)。之後我再去翻看余先生的一些著作文章,就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因為心中有了這個閱讀的線索,果然發現更能理解余先生的研究的社會關懷在哪裡了。

 

以我的愚見,余先生之所以關心知識分子與時代這個題目,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的士大夫的身上,傳承和體現著一個社會應當有的價值,或者說「道」。而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價值,沒有了真正的「道」,也就沒有了靈魂,就是一個崩壞的世界。余先生內心深處是熱愛中國的,但是中國對於他來說,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個民族,更不是政府,而是一種價值。在他看來,士大夫的職責,就是守護這種價值。而守護的方式,就是他的社會關懷,就是他的介入社會和政治,就是他與政治的關係要如何處理。從王國維到陳寅恪到余英時,一個殉道,一個拒絕合作,一個堅定反共,方式不同,目的一致,那就是守護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體現為精神和價值的「中國」。

 

 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余英時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克魯格人文學術終生成就獎之後不久,曾經與流亡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胡平,蘇紹智,陳奎德等有一個內部的座談。在那次談話中,余先生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上述理念,他說:「有一點我跟你們大家都共同的,我們選擇我們的價值,選擇價值以後我們就真正相信這個價值,保衛這個價值。這可以說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毀人的價值的一套體制……一九八九年全世界人心都向著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但今天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為中共喝采了,因為中共用權力的一小部分交換了市場經濟,有錢可賺,人心就跟著變了。可是我想,總要有少數人,能夠把人的價值維持住。」(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余英时先生与中国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座谈录(北明))

 

余先生這番話,說得淺顯但內涵極深。接受一種價值並不難,但始終相信這種價值,並願意用入世的方式去「保衛這個價值」並不容易。余先生在學界特立獨行的公開反共立場,他對「不結束一黨專制就不回中國」的誓言的堅持,就是他身體力行地「保衛這個價值」的實踐,在這裡,他真正傳承了王陽明以來的中國士大夫「知行合一」的傳統。「總要有少數人,能夠把人的價值維持住。」這,就是余英時先生的歷史使命。

 

明乎此,就更可以理解余先生那句名言了:「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帶著濃厚的使命感,這個使命,就是做一個中國的守護人。余先生就是帶著這個使命去做學問的。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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