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O年代後期開始，中共便開始發展航太科技，近年來更是在包括「載人航天」等太空科技領域取得新成果。隨著太空科技的快速發展，中共相比過去更自信地公開展示其投產以及尚在研發的太空科技工程項目，並積極地將本應是價值中立的科技為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愛國主義教育和意識形態為主題的航天活動和商業文化產品聲勢更是逐年壯大。

在這個過程中，筆者從中共官方關於太空科技成果的宣傳中發現了中國民族主義敘事特點的轉變，更借美蘇「太空競賽」和明朝水師下西洋的歷史案例指出，中共大力發展並宣傳其航太科技成果，亦將其作為鞏固政權以及宣揚中共國際威望的「象徵資本」。

重新擁抱民族主義的敘事

從一九七O年代開始，中共選擇「重新擁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尋求政權合法性來源，毛澤東時代的「勝利者敘事」也逐漸被「受害者敘事」取代，外國「船堅炮利」的侵略，也成為了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主題之一。

然而，在有關太空等科技發展成果的報導中，中共的官方宣傳敘事卻鮮少提及中國「屈辱世紀」，特別是近代以來因科學技術落後所遭致的「苦難」。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古代中國的「強盛」，以及當今中國大陸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如何「重返」、「延續」曾經的「強盛」。

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與相關元素，如以「嫦娥」、「玉兔」、「天宮」、「天問」和「祝融」為太空科技產品的命名，又或者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崛起的科幻文化，如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和據此改編的影片《流浪地球》，都體現了中共官方似乎嘗試將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資源進一步結合在其民族主義敘事中。自上世紀以來嘗試跟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追求「富強」的中國，似乎繼續在科技民族主義敘事中找尋「現代性」與「中國性」(Chineseness) 共存的新方法。

另一方面，當中共大力發展以及宣傳其太空等科技領域時，民族自信與優越感在與外國競爭對手的比較中得到頻繁強調。「舉世矚目...」、「世界首顆...」、「世界最大...」和「超過歐美...」等語句多次出現在中共官方新聞宣傳中，而不僅僅是「我們也達成了...」。

筆者也發現，當中共新聞宣傳敘事中提及與外國對手的競爭時，數次使用體育賽事類、軍事類以及太空國土化等比喻修辭，塑造「我們」比「他們」更強、更好的身分認同想像。

太空科技與體制優越的關聯

筆者認為，中共發展太空科技，除了所謂的軍事或科技發展動機，更是反映了太空科技成就等作為一種對內穩固政權合法性、宣傳中共體制「優越性」以及拉高國際威望等所追求的「象徵資本」。「象徵資本」是學者Pierre Bourdieu (1987)提出的概念。社會成員在既定的社會場域(地位結構空間)中，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經濟、文化、社會以及象徵---佔據支配性位置，而為了維繫或改變力量的均衡，社會成員就會為獲取場域位置的利益展開鬥爭。

其中，不同形式的資本是互相轉換的。象徵資本可以視為各種資本被認知的樣子，而權力的象徵關係，則反過來再次塑造社會空間結構的權力關係。藉美蘇太空競賽與明朝水師下西洋的歷史案例對比，可為中共發展與宣傳太空科技以追求「象徵資本」提供一個視角。

首先，兩個事件當中的主政者皆有較高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感。對於美國甘迺迪政府來說，與蘇聯的「太空競賽」不僅僅是科技領域的比較，而是包括軍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乃至綜合國力等的優劣勝負，尤其美國和蘇聯在當時都極力爭奪世界範圍內兩大陣營各自的領導地位，誰先爭奪登月的「第一」，誰就能搶先占領象徵性的支配位置。而對於永樂皇帝作為一個相對不太平王朝中的篡位者來說，他也需要證明世界上其他統治者承認以他為主導的地位。

第二，無論是美蘇在太空競賽時的投入，還是明朝水師下西洋，短期內並沒有直接顯著的軍事或經濟收益。第三，當明顯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改善或解除後，其計畫也跟著終止了。比如美國成功登月並打擊了蘇聯的宇航員登月計劃後，就再沒有登月。

雖然中國大陸「進軍太空」已有約半個世紀，但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共似乎在「進軍太空」同時更加大張旗鼓。筆者認為，太空科技又再次成為中國大陸爭奪太空、甚至是世界強權地位的「聲望商品」。中共「敲鑼打鼓」的加入「太空俱樂部」，一個直接的象徵意義在於，能掌握太空核心技術的國家為極少數，所以它不僅可以塑造所謂「強國」的想像，更能讓北京藉此對內對外宣傳其政治體制的「優越性」。

美蘇的「太空競賽」和明朝水師下西洋的例子，對於探討為何中共大力發展並宣傳包括太空科技等相對高投資、低回報的大型科技工程項目，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鑑。筆者認為，中共在太空科技發展的投入，意在追求鞏固其大國地位與聲望的「象徵資本」，不僅體現北京與美國等世界強權爭奪太空霸主的企圖心，更反映了中共對內尋求民族主義支持的同時，正在朝著更加外向、更加自信以及更靈活運用具現代感資源的民族主義敘事方向轉變。

然而，不論這樣的「象徵資本」是否會在任何情況下始終發揮民族「強心劑」的作用，(蘇聯的先例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筆者認為，如此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其他社會影響，也同樣值得關注。一方面，中共官方持續強化包括太空科技成就等大型科技工程項目的民族主義宣傳，是否會加劇中共政治菁英和中國大陸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過度自信和民族主義民粹化，乃至當科技相關問題成為國際矛盾時，影響中國大陸社會對於國家自身定位的理解與反應，加重中共潛在的執政壓力，使其在特定外交行為上採取更冒險的行為？

 另一方面，科技「舉國體制」或使中共得以傾盡國家和社會之力追逐所謂「中國第一」，但就如中共體育「舉國體制」對其奧運選手的影響，是否也將會給背負來自政府與社會極高期待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國家隊」，帶來更多的榮辱壓力？

※作者為國民黨青年部中彰投工作坊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