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觀察台灣作為一個言論社群在近年來的發展走向，我發現標籤化與極化等嚴重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現象，似乎有日趨劇烈的趨勢。

某些認知偏誤的存在，基於演化心理學觀點，原本或可以視為是一種決策途徑的省時省力之道（節省決策主體的認知資源、降低認知負擔）。也因此，這些認知偏誤可能同時以捷思（heuristics）之名出現。問題是：當決策主體在決策歷程中，過度讓捷思作為主要取徑，終至形成習慣迴路時，以認知偏誤作為決策主軸的思考依賴現象（我稱之為思考萎縮）也就越來越難迴避。最終，決策主體完全以認知偏誤所構築而成的思考模型作為認知外部世界與形塑內在世界的主要結構，這樣的風險也就日趨巨大。

像是標籤化（labelization）這種類型的偏誤，或許是基於知識欠缺（包括探求知識的意願與能力不足，以及實質知識在質與量方面的低落等主、客觀狀態）為基礎所生成。至於極化（polarization）偏誤，本質上屬於團體驅動型（group-driven)，則是往往奠基於主觀（這類決策者通常無力本於有效周延（valid）資訊形成一套足以說服自己、同時合於邏輯的一貫性觀點）與客觀（在未經思考反饋的狀態下，主動採取某類觀點或者不挑戰某類觀點，可以帶來外在注目、認同，與成就感）的酬償尋求（reward seeking）迴路。

一言蔽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思考方式或者認知觀點與我不同的，如果不是蠢蛋，大概就是壞蛋吧」。像這樣的思考方式，大概就會是決策主體任由上述認知偏誤奪取主動思考取徑之後，所淪入的陷阱。用白話講，也就是「盼望自己身處的同溫層無限增殖擴大，終至消滅其他同溫層」的一種思考方式。

再用一句類動漫的詞語描述，大概就是「為了愛（正義）而法西斯」。至此，主體往往也喪失了「寬容」（tolerance）的能力。

問題是，「保持一定程度的寬容」這樣的能力，卻是社會構成多元化的基礎。於是乎，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而可悲）的現象：在我們透過相信自身正義與追求信念的途中，我們卻透過黨同伐異的方式，不斷地讓觀點更狹隘，言論更專一；終究形塑出一個更加朝向法西斯的社會。

諸如此類的現象，近十年來在台灣的言論場域可說有目共睹。而上述狀態，也不再僅僅出現在傳統上所謂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間，即便是所謂自由派（liberals）的倡議者，在近年也出現了非常多刻意或無意間操作或淪入上述認知偏誤的現象。

例如：近年來雷厲風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就是一項在民主國家（例如美國、台灣）以及極權國家（例如中國），都被大量操作、運用的工具──你的行為與我（們）的理念不一致，因此你就應該消失於言論市場（或其他市場）。只是前者以民主言論市場之名操作，後者則以國家人民感情之實運行。很可惜地，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對於人類的整體發展與演化，沒什麼好處就是了。

行筆至此，年少時嘗習得的傳統觀點「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願至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Ju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語出S. G. Tallentyre著作《伏爾泰的朋友們》；作者本名Evelyn Beatrice Hall。附帶一提：這話並不是伏爾泰說的，而是Hall假藉伏爾泰之名闡釋理念。再者，這句話當然是有其界限的──任何概念均有其界限；但那又是另外一回討論了），再度悄然浮現，或許也正適合做為這一回從演化心理學討論言論與決策行為與偏誤等意見的註腳。「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願至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其實，也只要這麼一點點的寬容就夠了。

而，所謂的寬容啊，正是對於那些令人厭恨憤怒的對象，才有意義的：畢竟，這個字（tolerate）的本意（義），正來自於拉丁語tolerare──「承受苦痛」。（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作者為執業律師／行為科學研究者／美國國家訴訟技術學院師資／訴訟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