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傅柯決定離開烏普薩拉？他的第一份工作合約為期兩年，後來又續約兩年。根據布若貝格（Gunnar Bröberg）的說法，理由很單純：教學的時間被增加到每星期十二小時，這麼一來，傅柯就不可能寫他的論文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瑞典進行論文答辯，所以他寧可在第三年滿就提出辭呈。不過大學的課表上已經公布傅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開學之後的課程：星期四的演講主題依舊是「法國文學裡的宗教經驗：從夏多布里昂到貝納諾思」，研討課主題是「十九世紀法國文學」，還有文本講解的課，讀的是莫里哀的《唐璜》（Don Juan）。但是這些課都沒有出現，傅柯離開烏普薩拉了。根據諸多見證，儘管他結交了一些朋友（特別是他和米格勒、歐貝里、尼爾森等人仍保持聯繫），儘管他的論文已經差不多完成，但他對烏普薩拉還是留下相當不好的回憶。他的航行，下一站是波蘭。「八天之後，我應該就在柵欄的另一邊了。」他在信中這麼告訴杜梅齊勒，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這次前往華沙，傅柯從容規劃了所有的事，因為一九五八年六月他在巴黎待了很長的時間。這次在巴黎的逗留有點奇怪，幾乎是臨時起意的，決定於五月的某一個晚上，當時傅柯和歐貝里正穿著小禮服在烏普薩拉附近的一座城堡參加宴會。邀請他們的是一位瑞典大富豪的女性繼承人，她愛上了這位年輕的外籍法文講師。晚宴時間，歐貝里自己一個人躲去聽收音機。他回到餐桌時告訴傅柯：「法國有事情發生了。」這算是輕描淡寫了。戴高樂將軍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擁護下即將重新掌權。幾分鐘之後，兩人決定：「我們動身吧。」幾乎沒有猶豫。於是他們回到烏普薩拉，換了衣服之後就上路前往法國了，當然是開著那輛積架跑車。歐貝里如是述說這段往事：「我和米歇爾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路的。我們在丹麥的塔佩爾諾吉鎮（Tappernöje）一家小旅館過夜。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九日的早上，我們搭上一艘往來丹麥捷斯德（Gesder）與德國格洛森布羅德（Grossenbrode）之間的渡輪。我們在比利時的拉卡拉米訥（La Calamine）過了第二夜，住一家叫作『精英』（le Select）的小小旅館。之後又繼續前往巴黎，所以那是五月三十日，我們是下午三點左右到的。巴黎整個在沸騰。沒有清楚的理由，因為大勢早已抵定。我們往香榭麗舍大道的方向前進，我們是從巴薩諾街（rue de Bassano）開過去的，但是這條街在喬治五世地鐵站那邊就被警方封鎖了。我們把積架車丟在瑪索大道（Avenue Marceau）。我們越過警方的封鎖線，溜了進去，然後開始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走。我們很快就被一群示威的人潮吞沒：後來我站上一輛駛向凱旋門的汽車車頂，米歇爾則是跟在後頭，四周都是揮舞著三色旗的年輕人。星形廣場（place de l’Étoile）也被警方封鎖了，汽車必須掉頭往回走。我趁機跳下車，可是米歇爾已經消失在人群裡。後來我們在積架車前面會合，一起去聖傑曼德普雷吃了晚餐，之後我們就分開了：我回到瑞典大使館，我的父母親一直憂心忡忡在那裡等我，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也不知道我們到了沒有，米歇爾則是去住他弟弟家。」傅柯在巴黎待了整整一個月。後來他回烏普薩拉，和這個與他共度三年時光的小團體聚餐暢飲一番，然後就開始打包行李。

為何是華沙？這項派任依舊是杜梅齊勒在後頭運作。這位名聞遐邇的教授相識滿天下！這又是一例，法國外交部海外法語教學處的處長何貝侯（Philippe Rebeyrol）是高等師範學院的校友。在何貝侯的奔走下，法國政府剛剛和波蘭政府簽訂了一項文化交流協定，要在華沙大學創立一個「法國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也就是說，那裡需要一位外籍法文講師，他會擁有一間辦公室，一個圖書館，而且可以籌辦一些文化活動。這個職位在當時是相當特殊的，而且也被視為東西歐的關係在經歷非常緊張對立的時期之後，一項漂亮的外交成就。

不過，光是創立一個外籍講師的職位並不夠，還要找到一個足以擔當大任的人選：這份工作有可能非常微妙。杜梅齊勒要何貝侯把這個工作委派給傅柯。他這麼做了。首先因為他完全信任杜梅齊勒的判斷；其次是因為傅柯在瑞典的工作得到非常高的官方評價。

於是傅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飛往華沙，向最近才赴波蘭首都就任的法國大使侯吉耶（Étienne Burin des Roziers）報到。「我一直記得，」這位大使說：「這個面帶微笑，迷人，一派輕鬆的年輕人，他立刻就知道這份工作的利害輕重與艱困之處，很快樂地做著這份工作。」

他最初的落腳處在布里斯托旅館（hôtel Bristol），一個相當粗陋的房間。旅館就在克拉科夫大街上的大學建築群附近。他眼中所見的一切似乎都很陰鬱：「你實在對得不得了；只有一件事不對，就是沒有提供足夠的論據，」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給杜梅齊勒的信上寫道：「唯一的奇蹟是：在『文化工作』方面無事可做（也不必找事做）。所以，如果人的狀況允許，我可以關在旅館房間裡，一天寫十二個小時論文；可惜，作為人，我只能持續六個小時。到聖誕節的時候，就只剩下幾個章節要修改，還有注解之類的東西了。」他還說：「這裡的一切都令人難以忍受：悲慘，骯臟，粗野，混亂，沒頭沒腦。還有我簡直無法想像的孤獨。」過了一陣子，他搬進一間公寓，離工作的地方也很近。他一邊完成論文，一邊完成他被交付的學術與行政任務：他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這個「法國文明中心」實質存在。他得搞定桌子和椅子，也得搞定書籍和期刊。傅柯也在華沙大學教課和演講，他隸屬現代哲學學院羅曼語言研究所。他重開之前在烏普薩拉已經上手的課程，主題是法國當代劇場。他的聰明、認真和親切立刻讓學生和同事們著迷，所有人到今天都還會提起他時時刻刻展現的優雅的儀節。他也和科學院的院長寇塔賓斯基（Kotarbinski）教授成為好友，此人在波蘭學界的聲望卓著，但在當局眼中是個「資產階級哲學家」，因為他受到「維也納學圈」的理論啟發。

漸漸的，傅柯的角色開始轉變。因為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布希儀（Jean Bourilly）要休假準備他的博士論文，而由於傅柯和大使侯吉耶很談得來，於是他實質上接替了文化參贊的工作將近一年。他以此職銜做了一系列關於阿波里奈爾的演講，從格但斯克（Gdansk）巡迴到克拉科夫（Cracovie），他也在演講中介紹祖洛夫斯基（Zurowski）教授策劃的阿波里奈爾逝世四十週年特展。

「他非常樂意投入〔文化參贊〕這個角色，而且，」侯吉耶說：「他似乎做得很開心，全心投入，他的身影出現在波蘭各地的文化活動中，以某種寬容和愉快的方式觀察這些行禮如儀、有點空虛的外交儀式。」後來布希儀完成論文，打算在索邦大學取得教職，他表明了強烈的辭職意願。這時，大使理所當然會希望傅柯能夠接替布希儀的位子。不過傅柯在接受之前提出了幾項條件。「他認為，」侯吉耶說：「外交部把一批公務員放在我們駐外的文化行動上是錯誤的做法，這批人某種程度來說是十項全能的，意思是說，一位文化專員或一位法文講師不論在南美洲，在北歐國家，在斯拉夫的國度或在遠東，都沒有差別，都可以應付自如。如果要派駐波蘭，在那裡領軍做事，傅柯的條件是要讓他招募那些年輕的斯拉夫語學者——他確定自己辦得到——在華沙、克拉科夫和全國各地當他的助理。」

這項計畫沒有下文，因為傅柯後來被迫匆匆離開波蘭國境。故事相當錯綜複雜，不過這種事在東歐國家似乎很平常：他認識了一個男孩子，在這淒涼苦悶的國度，他終於開始過著快樂的日子。不過這個年輕人是為警方工作的，他試圖滲透到西方外交人員的圈子裡。一天早上，侯吉耶向傅柯示警，他說：「您得離開波蘭了。」傅柯問：「什麼時候？」大使的答覆是：「就在幾個小時以後。」

這次也不例外，傅柯離開的時候帶著布希儀歌功頌德的報告：「米歇爾．傅柯思路清晰明確，見解精闢，文化素養豐厚，行事有威信：不論是教學的職位或擔負行政責任的職位，他都有能力以最圓滿的方式執行重要的駐外工作。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的學年，他主管波蘭大學附屬的研究中心期間，必須面對無數困難，問題不僅在於物資條件（研究中心的地點闕如，他有好幾個月沒有自己的公寓），也在於研究中心要舉辦的活動性質與主旨並不明確。但他還是順利推動了這個新設的法國－波蘭文化合作組織。」

傅柯回到外交部，見了何貝侯，向他表明自己希望能去德國。傅柯在師範學院的時候，為了讀胡塞爾和海德格而開始學德文，後來又迷上尼采。我們不難想像德國對他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於是，傅柯即將走上沙特和艾宏在戰前走過的這條路：在某個德國的大城市待上一年。何貝侯提出好幾個可能的地點讓他選擇：慕尼黑、漢堡等等，因為法國藝文協會在德國的網絡相當密。傅柯最後選了漢堡。

傅柯在漢堡的職務和他已經在烏普薩拉和華沙執行過的內容大致相同：就是主管藝文協會業務，接待演講者（他因此結識霍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帶他去遊覽城裡的紅燈區聖保利區〔Sankt Pauli〕），還有在哲學院（相當於我們從前的文學院）的羅曼語言系授課。

他的學生還記得他開的這些法國文學的課程，他在課堂上當然得講（而且也講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戲劇，不過他也講當代戲劇：特別是從沙特和卡繆開始。由於他的課屬於「補充教學」（enseignement complémentaire），所以沒有考試的壓力，修課的人數並不多：到課的大約是十到十五人，都是真正對文學有熱情的學生，對他來說，這比烏普薩拉的情況好多了，而且他一星期只要教兩小時的課。

事實上，他的主要業務在海德默街（Heidemer Strasse）五十五號的法國藝文協會。主任寓所幾乎占滿整個三樓。傅柯就在這裡度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這個學年。除了主任之外，協會還有四位老師在城裡或其他地點教授法文，其中包括宗博（Jean-Marie Zemb），如今是法蘭西公學院日耳曼文明講座教授，還有康恩（Gilbert Kahn），他是布蘭希維克（Léon Brunschwicg）的外甥，與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的關係密切。

一如當年在烏普薩拉，傅柯投入部分時間在康恩籌組的小劇團。他建議他們演出考克多（Cocteau）的劇本《寡婦學校》（L’École des veuves）—於一九六○年六月演出—他花很長的時間跟學生談論考克多，也跟這些學生形成朋友圈，其中包括劇團的兩大臺柱施密特（Jürgen Schmidt）和伊蓮．許達普斯（Irene Staps）。

而且——說起來也沒什麼好驚訝的——傅柯待在大學圖書館的時間很長。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論文《瘋狂與非理性》，也就是在旅居漢堡這段期間，他去了一趟巴黎，將論文送去給他屬意的「論文指導教授」伊波利特過目。之後傅柯開始專心寫他的補充論文：康德《人類學》的翻譯，他打算在前面加上一個長篇的歷史導論。在他的兩篇論文即將完成，準備要接受答辯的考驗時，傅柯在法國高等教育體系裡找到一個位子，職銜不是「教授」（professeur），因為這要在博士論文答辯之後才會有。他的職銜是「專案教師」（chargé d’enseignement），占一個空缺的教席，職等約當於我們今天說的「助理教授」（maître de conférence）。職缺來自克雷蒙費弘大學，傅柯決定暫時為他流亡外地的生活畫上句點。

傅柯即將離開的這些行政或文化工作，他從此沒再做過。不過有好幾次機會，他極有可能重操舊業。一九六七年，侯吉耶被派駐羅馬擔任大使，他致電傅柯——當時傅柯在突尼西亞——詢問他擔任文化參贊的意願。傅柯對這項提議很感興趣，不過計畫隨即告吹，因為法蘭西公學院的輪廓已出現在地平線上。先前，在一九六三年，傅柯曾經接受東京法國藝文協會（Institut culturel français de Tokyo）的職位，不過克雷蒙費弘大學「文學與人文科學院」院長拜託部長，不要劫走這位教授，他的教學工作進行得正順手，是院裡不可或缺的。過了許多年，又有人提議要任命傅柯擔任駐紐約的文化參贊：時間是一九八一年，左派在法國剛掌權。不過這些討論最後不了了之。

※本文摘自《傅柯》－7 烏普薩拉、華沙、漢堡／春山出版／作者曾任文化記者，以及亞米恩大學（Université d'Amiens）哲學、人文暨社會科學系教授，著有《杜梅齊勒訪談錄》、《咫尺天涯：李維史陀對話錄》、《我們該燒死杜梅齊勒嗎？》、《傅柯與他的同代人》、《同性戀問題反思》、《一種少數派的道德》、《異端：關於性的理論》、《逃離精神分析》、《重返漢斯》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