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錄的「題記」中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是我之所以稱為《失敗者回憶錄》的原因。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1988年，「李匪怡」獲批准首訪台灣。兩年後，《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創刊號。

那是台灣政治大轉彎的關鍵時刻：威權政治未完全退場。本省人李登輝剛接掌總統和國民黨主席大權，黨禁雖開放唯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立法院仍未全面改選，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未退職，仍然有選舉總統、修憲等憲政職能。面對中共六四後向更趨專制倒退，台灣的防衛意識未能鬆懈。因此，《九十年代》在台灣獲准出版也並不容易。本刊編輯、在台負責人邱近思多番奔走、爭取、交涉，在1990年4月獲知，行政院港澳小組會在4月底開會，屆時將通過七種海外中文政論雜誌進口。

《九十年代》董事會亦決定，5月1日以在台灣登記的刊物出版。

4月30日，《九十年代》舉行了台版創刊酒會。當時正值社會高度關注李登輝將提名何人擔任行政院長的敏感時期，黨國大老、總統府資政蔣彥士和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受媒體追訪，動見觀瞻，想不到他二人都來酒會。出席的還有時任國民黨海工會主任的章孝嚴、新聞局長邵玉銘；民進黨有盧修一、朱高正、康寧祥、許榮淑、張富忠、陳菊；學術界有唐德剛、沈君山、楊國樞、李鴻禧、高希均；作家柏楊、黃春明、李昂；新聞出版界殷允芃、吳豐山、余範英、司馬文武、黃肇松、周天瑞等。可說冠蓋雲集。

李昂在酒會中任司儀。我致辭談到中共、香港和台灣面對的未來形勢。在為台灣開拓視野方面，《九十年代》或可以盡點棉力，而面對九七，英國保護傘退場後，《九十年代》也需要尋求另一個可保障新聞自由之地。在台灣發行，意味著我們對台灣充滿期待。

陸續發言者有蔣彥士、章孝嚴、邵玉銘、沈君山、盧修一、張富忠。他們給予《九十年代》很正面的評價，不少人提到這本雜誌是他們留學時的讀物。國民黨人士當年對雜誌的反威權論述或不以為然，或另辦留學生刊物予以批駁反制，但也深受《七十年代》具說服力的文章影響，使他們支持台灣的民主改革。民進黨人士則感謝我們過去對黨外爭取民主運動的支持。發言者對《九十年代》獲准在台灣出版，都說這意味台灣言論自由進一步開放。

酒會現場及其後，我又接受各媒體的訪問。儘管當時社會最關注政府人事動向，但《九十年代》在台灣創刊仍然佔據多家新聞媒體頭版。余英時、唐德剛、柏楊、聶華苓為《九十年代》台灣版寫了短文。余英時寫道：「我個人接觸《九十年代》已是八十年代的事，那時它剛剛經歷了一場最嚴重的道德考驗，海外知識分子異口同聲地說：《九十年代》是知識分子最喜愛的讀物。我完全同意這一論斷。我很高興今天台灣讀者可以和我們海外的人同時分享《九十年代》所提供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柏楊寫道：「面對這份雜誌，台灣讀者才會發現自己所屬這個世界的真相，和自己如何定位。在一個充滿經濟暴發戶、政治暴發戶、文化暴發戶的地方，我把希望寄託給《九十年代》。」他並以一次訂閱十年《九十年代》的具體行動表達他對雜誌的支持。

台灣知名歷史學家潘光哲，那時候還是年輕人。《九十年代》刊登了他一篇來稿，講他關注一國兩制這個命題，但對轟動一時的翁松燃的《一國兩制芻論》和頗受重視的《五學者座談一國兩制》，在台灣卻沒有機會讀到。他說台灣實在需要惡補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九十年代》在台發行，將使我們從一系列教條觀點中跳出來，重新審視大陸的脈絡。」

在英國的學者楊青雲則撰文提到，他1974年在台灣教育部舉辦的留學生出國研習會上，一位黨官列出多種在海外的共匪統戰刊物，要準留學生警惕，其中之一就是《七十年代》。但當他次年在倫敦大學圖書館發現這本雜誌，讀了兩三篇文章，卻有像和尚逛花街——解禁的心情，因為看到了一些台灣不許知道的消息，這些文章的批判性也較台灣報章強而有力多了。從此以後，《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成為他每月必讀的雜誌。

在台版創刊酒會內外，聽到、讀到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許多溢美之詞，在感激與安慰之餘，亦略有慚愧，因為我只是在言論自由的香港，盡了一個獨立新聞工作者的本份而已。但在華人社會「非左即右」的思維捆綁下，原來獨立的媒體也變得如此可貴。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又過了30年，現在台灣每天都有藍綠的爭吵聲音。其實這才正常。不要把不同意見視如寇讎。難道社會鴉雀無聲，或只有一種聲音，才好嗎？（失敗者回憶錄128）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