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習近平「親臨香港」以示慶祝。慶祝什麼？有什麼理由慶祝？對習近平而言，慶祝意謂了香港實現了「愛國者治港」，完成了「專制戰勝了民主」，推翻了「中英聯合聲明」，撕毀了「一國兩制」，也就是去除了香港以「自治」為體制的主體性。但習近平遠遠還沒有獲得成功，因為他只是贏得香港人表面的順服和行動的靜默，他將面臨香港人「主體重建」過程中永恆的抵抗，也將因為永遠得不到接納與承認而歸於失敗。

「後香港」時代是指香港從「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從「港人治港」向「愛國者治港」的過渡與起伏階段。在此階段，香港主體性的重建非常重要。「香港主體性」是指恢復並重生香港的自主與自治，這是一種對扼殺自主、破壞自治之中共政權的不屈服、不承認、不合作與不同路的姿態（gesture），一種重新勘定、重新界定並以之對「獨斷性領土主權」進行「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抵抗策略。這是一種在極權主義禁錮之下重建一個能動的「香港主體」，一種「主體性增能」（empowerment of subjectivity）的自我肯認（self-confirmation），尋求民主內化與心靈自由的新革命階段。

不承認的政治

毫無疑問，中國控制香港的主要手段就是「恐怖」，包括警察暴力與司法關押。恐怖的生成在於主體對恐怖對象的承認與接納，也就是由於主體對恐怖的畏懼而使恐怖者產生對主體的控制效果。於是香港主體重建的第一步，就是如何面對並克服「中國恐怖」。弔詭的是，恐怖無法運用街頭抗爭、燭光晚會、靜坐示威等等肢體行動來化解，這只會誘發恐怖的升級與擴大。解構恐怖必須依靠對恐怖的不承認、不接納、不妥協，也就是不買單、無感覺。這種「不承認的政治」是將大型的社會運動「內化」並「積聚」為內心個別的信仰，成為一種「不必言說卻始終言說」的隱性力量，一種暗藏內心的自我忠誠與靜默革命。在這種信念之下，敵人的恐怖將只是一種形式和手段，一種虛幻的陰影和投射；恐怖者只能控制外在的馴服，無法統御內在的思想；最後，恐怖將變成純粹的工具性與表演性，在主體以「無畏」為理念的信仰結構之下，虛張聲勢的恐怖將面臨解構與軟化。

於是，看到警察就繞道而行，看到法院就吹哨通過，港府的一切的慶典與儀式拒絕參加，看到五星旗閉目甩頭，內地進口的商品一毛不買，來自大陸的任何聲明或宣傳一概棄之不理；換言之，不承認的政治就是一種「大拒絕」，拒絕來自恐怖者意圖觸及主體的一切關涉，無論是攏絡或威嚇；把恐怖者視為「無所關涉的他者」，連吹來一陣風也不必取之納涼！

香港復活

習近平所訴求的「愛國者治港」，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性的認同建構，把一個「英式殖民認同」扭轉成「中國沙文主義」之下「愛黨者治港」的北京認同，並在此扭轉過程中，醜化「社運」為「亂港」，污名「遊行」為「暴亂」，乃至通過竄改英治時期的歷史與事件，曲解歷史文件和國際協定，淡化或抹除英治文化中的民主自由與多元開放。換言之，除了暴力壓制之外，中國必然提出一堆願景、期待、允諾、優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裝置」（ideological apparatus），充當認同建構的鼓勵和誘因，試圖把真實的香港人變成「偽中國人」，把香港的自由人改造成「黨人」，塑造一個個像內地一樣的「中國教條主義的應聲蟲」。

於是，香港主體性的重建必然涉及對中國強制認同的消解性抵抗，這種抵抗策略叫做「香港復活」。

可以借助法國哲學家亞蘭．巴迪烏（Alain Badiou）在《存在與事件》所論述的，耶穌門徒保羅（Saint Paul）「宣告」耶穌復活這一事件，召喚了以愛和忠誠為畢生信仰並期待「基督再臨」，來解釋「香港復活」的概念。保羅所宣告的「基督復活」事件，既無需接受經驗事實的驗證，也不須面臨法律的裁決，更無須遭受政治權力的支配，所以能在超越種族與文化的差異下，凝聚所有人安居在基督的王國。對香港而言，中國勢力的壓制與侵犯，並不是香港的死亡，而是類似保羅的事件宣告，一個「榮光再臨」的誓言：香港必將復活。

一如耶穌復活的信念不會由羅馬帝國來宣揚，香港復活也不會由一群「港奸」組成的特區政府所承擔，香港復活必須藉由香港本土菁英、庶民百姓、國際人士的聯合，以深耕、厚植、廣傳等方式，開展多元奔放與情感凝聚的香港在地文化。從路攤一碗湯麵到日常生活不服從，再到國際結盟與世界藝術的融合，形成一種「文化抵抗的智力戰場」，其內容可以包括口頭文化，歌曲、故事、笑話、漫畫、民間傳說、網路傳播、藝術裝飾等等。在此同時，香港知識與文化界要努力洗刷香港「購物天堂」、「搞笑影劇」、拜金逐利的淺碟文化，生產並注入更多表現歷史奮鬥、鄉土情感、人文素養、科學領先為內涵的深度文化，以此對抗內地一元化的教條主義和霸權文化，以邊緣解構中心，以重生對抗老朽，最終迎接香港的復活。

潛隱抵抗

基於中國的國安監控與司法迫害，在香港主體性的重建中，必須避免公開反抗所帶來的人身風險，必須是一種顧及安全又不失尊嚴的反擊與抵抗。民主的犧牲可以壯闊，但不可無謂；換言之，民主的進展需要機智和隱諱。

香港主體性的重建，應該從街頭衝撞式的身體抗爭，轉向思想耕耘性的智力對抗，鬥智不鬥力，鬥腦不鬥身，藉以迴避官方的抓捕和刑訴。可以借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劇本》提出的「公開/潛隱、台前/台後」的抵抗辯證法，以匿名、偽裝、模糊、轉嫁為後台手法，以各種戲謔、嘲諷、挖苦、暴露、揭穿、象徵、反寫的潛隱劇本（hidden transcript），對官方的「前台/公開劇本」進行反滲透、反規訓和反收編。因為任何的謊言都是表演，揭穿謊言的方法就是反串，例如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改寫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觀世音」，把習近平所說的香港「行而不輟，未來可期」改寫為「刑而不輟，未來可欺」等等。這種戲劇性抵抗，將形成一種無組織、迂迴式的文化游擊戰，也是對官方意識形態進行的能量消耗戰和權威溶解戰。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