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專欄:張春橋—「革命遲早總要來的」

傅國湧 2017年04月15日 07:00:00
10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不過上萬人,在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竟自能夠把舊世界掀翻了。我還是那樣想:革命遲早總要來的,也許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點。(1920布爾什維克/維基百科)

10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不過上萬人,在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竟自能夠把舊世界掀翻了。我還是那樣想:革命遲早總要來的,也許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點。(1920布爾什維克/維基百科)

讀《張春橋獄中家書》之二

 

驀然回首,10月革命已一百年了,我在讀《張春橋獄中家書》時,發現他多次懷著感情說起10月革命,他是1917年生人,正與10月革命同齡,1976年他從權力的寶座上突然跌落,餘生淒然,雖以高夀而終,一直活到2005年,還有近30年的漫長時光,但從他的家書中看不出他有什麼反省,無論面對國族的命運,還是世界人類的命運,他依然固守著原來的思維方式,以他熟悉的那套階級論話語思考世事,難得的是字裡行間透出了幾分樂觀和自信,沒有階下囚的喪氣和遲暮老人的暮氣。當然,他執筆寫信的時候,心中也不是沒有過慮,因為這些信要經過檢查,他並不能完全暢所欲言,但家書還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傳遞出他真實的思想,窺見他的內心世界。

 

1998年12月20日,他在寫給女兒維維的家書中說:

「有一個問題,都怕談,又不能不談,只好轉彎抹角地說一點。這個問題就是革命。我欣賞葉爾欽,他比較鮮明。在10月革命節,他以沙皇的口吻說:革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10月革命節,為什麼又總是念念不忘這個10月革命,年年在這一天咒駡一番10月革命呢?他心裡怎麼想,我們不知道。我以為這只是一種自我安慰,好像經過他的金口這樣一說,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復返了。

我想,把葉爾欽的話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實際,接近真理。我想應當這樣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產階級革命還剛剛開始。」

 

他在信中談到葉爾欽不是第一次,早在1992年1月21日,蘇聯解體不久,他就在家書說:

 

「我覺得葉爾欽這個人很可愛,他公開講反對共產主義,雷厲風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場經濟,不像戈巴契夫那樣羞羞答答,拖泥帶水,明明是搞資本主義,卻打著蘇聯、蘇共、『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類旗號。葉爾欽的可愛之處,就是他能夠擦亮蘇聯人民的眼睛,啟發人民的覺悟。當然,他的真面目還是掩飾起來的,不然早就被識破了。」

 

當張春橋紅極一時,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之日,1931年出生的葉爾欽還在蘇共的地方黨務系統默默無聞,1976年才當上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那時他恐怕不會聽說葉爾欽其人。他晚年目睹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大廈在10月革命的故鄉轟然倒塌,對葉爾欽當然也不會有好感。他一輩子活在無產階級革命帶給他的生活中,成敗毀譽都與這場革命綁在一起,他不能接受革命一去不復返的事實。即使在1998年,他已經81歲,革命仍然是他繼續生活下去的有力支撐,此外也就是親情。他不能否定他心中的革命,所以,他才會說:「無產階級革命還剛剛開始。」

 

他的革命想像並沒有因時代變化而動搖,回顧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他認為各國資產階級都已成為反對革命、告別革命的人了,他相信只能靠無產階級革命,蘇聯的解體是資產階級復辟,「並不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當初不該革命,而只是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缺乏經驗,沒有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他說葉爾欽說錯了,「既然10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國主義的索【鎖】鏈,為什麼不會再一次突破呢?這只是開始,不是終結。」

 

那時,他通讀了150萬字的《世界通史》,又不停地關心國際時事,就是想理解急劇變化的這個世界,對於10月革命故鄉的變化尤為揪心,他說葉爾欽那裡的事證明,「氣勢洶洶地篡奪了蘇聯勞動人民幾10年革命和建設成果的俄國資產階級也是一批蠢貨。」說他們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送給歐美資產階級瓜分,日子越來越難過。也是在這封1999年1月20日寫的家書中,他提到自己讀《世界通史》最後的大事年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大事件,特別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就出生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之後,他一生的命運與此相關,他的思想形成與此相關,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情結永遠都解不開。他說:「100年,彈指一揮間,誰敢說世紀之初不又是一個革命高潮呢?」他認為巴黎公社、10月革命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試驗,「21世紀將會有更偉大的歷史連續劇上演!——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願。」

 

1999年8月21日,他給女兒寫信又一次提到葉爾欽和10月革命,他說葉爾欽想駕馭矛盾,矛盾卻按它自身的規律發展。「10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不過上萬人,在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竟自能夠把舊世界掀翻了。我還是那樣想:革命遲早總要來的,也許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點。」

 

我想起1915年出生的顧准,張春橋的同時代人,他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早年捲入革命洪流,1949年後都在上海工作,顧准最初的地位要比張春橋還高,兩人後來的遭遇很不一樣。顧准在1974年離世之前留下的獨白,已經在反省他們走過的這條道路—「1917~1967年,整整50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這50年提出了以下這些問題」:

 

1.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2.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這都是張春橋當時不可能去想、終其一生恐怕也沒有想過的問題,即使那些被囚禁的長夜,也沒有令他觸及這樣的問題。1967年正是他登上「文革」舞臺,風雲際會的開始。但他們最終的命運又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們其實都被這場革命吞噬了,只是他們的思想已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從1967年到今天,又過去了整整50年,在10月革命100年後,歷史還在提出新問題,張春橋家書中的私語—「革命遲早總要來的」,是否還會有人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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