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研究中做翻案文章並不少見，但是要挑戰一個幾代人公認的、寫入了教科書、得到社會主流價值支持的歷史結論，則不多見。做這樣的翻案文章，確實需要巨大的學術勇氣，然而，如果這種翻案文章不是出自個人，而是官方史學機構，那麼難免讓人懷疑背後帶有某種目的。雖然我向來不主張去猜疑動機。

中國歷史研究院一篇發於權威的《歷史研究》今年第三期的「雄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最近在社群媒體引發爭議和批評。該文的核心觀點是，用「閉關鎖國」一詞來描述明清中國社會是不客觀和準確的，應該用「自主限關」取代，後者是明清兩代當政者在應對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勢力時，為維護中國的國土和文化安全而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是一種自主行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合理性。

為了論證這個觀點，文章除了梳理對這個問題的相關學者的研究外，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1）「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2）明清實行的海禁等不是閉關鎖國，而是出於抗倭和對付海外流亡敵對勢力的需要，其對中西交流採取的諸多限制性措施並沒有關上中國的大門，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3）「自主限關」也沒有阻斷明清兩朝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鑒，「一口通商」未成為西方商船進入中國的阻礙，中國海上貿易規模總體持續增長，中西文化交流得到持續發展。

文章雖然不得不承認明清「自主限關」造成了消極防禦，讓中國對西方先進科技採取漠視態度，加劇了軍事和技術的落後，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筆，但其主旨是否定「閉關鎖國」這一歷史通論則不言而喻。

公允來說，歷史研究院此文並不像一些批評者影射的，通過為「閉關鎖國」翻案而主張今日之中國也要走閉關鎖國之路，或者為今後中國可能的閉關鎖國做前期理論上的鋪墊。無論中國當下的外部形勢如何嚴峻，只要當政者不閉關鎖國，中國就不可能閉關鎖國，即使有此想法，也難於辦到。畢竟和明清時期相比，現在處於一個開化、開放的全球環境。事實上，中國目前強調的還是開放。

但是，輿論對該文批評居多亦不無道理，這一點後面會詳細分析。文章之所以刻意認為「閉關鎖國」用以描述明清中國不對，其意圖之一是要用所謂的中國史觀來重敘中國歷史，因為文章公開宣稱，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

無論中國當下的外部形勢如何嚴峻，只要當政者不閉關鎖國，中國就不可能閉關鎖國。（美聯社）

去年以來，中國官方開始強調歷史自信，什麼是歷史自信？也就是在進行歷史研究，詮釋中國歷史的時候，要擺脫西方視角，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以中國史觀來研究和詮釋中國歷史，做翻案文章，當然沒問題，但前提是論證的材料、邏輯和結論要令人信服，經得起驗證，尤其是要把一個公認的歷史定論給否定掉。遺憾的是，歷史研究院的文章在名詞的考據，材料的運用以及「閉關鎖國」的內涵上，都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此文用了一節文字來論證「閉關鎖國」一詞非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以及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出生的歷史名詞，以此來反駁用「閉關鎖國」描述明清社會是不客觀的。這種論述方式很奇特，「閉關鎖國」是後人對明清兩朝的評價，為什麼一定要去中國古代找一個詞來表達？按照文章的邏輯，它提出的「自主限關「一詞在中國古代也沒出現，是不是也不能這麼說。

今天漢語的很多詞彙都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吸收了外來詞匯特別從日語轉譯而來，沒有這些外來詞匯，我們今天進行學術研究和理論文章的寫作都很困難，只要能夠恰當地命名事物表達含義，外來詞匯也可以，不是非得要用中國古已有之的詞彙不可。過於強調用中國古代就有的詞彙來描述中國歷史，如果說這是表現歷史自信或者中國史觀的話，毋寧說是一種不必要的復古主義。

需要指出的是，人們說明清兩朝「閉關鎖國」，這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用來表達明清對外交流的限制到了一種非常嚴重乃至荒唐的程度，以讓問題的性質更鮮明，因此不能把它機械理解成完全關閉國門，斷絕同國外的一切貿易和來往。這樣的閉關鎖國恐怕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何況對一個大國。中國的文革時期和今天的朝鮮是閉關鎖國的兩種極端，但依然同外國有貿易、人員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明清的閉關鎖國，更接近「閉關鎖國」的原意和本質。根據一些歷史學者的研究，此種含義上的明清「閉關鎖國」，其內容包括：

一是禁止私人出洋貿易，而不單單關閉和收縮對外貿易港口。「閉關鎖國」政策最重要的不是針對官府，而是民間，不允許百姓同洋人有私人貿易和往來。儘管無法徹底做到這一點，總有膽大者偷偷摸摸出海同洋人交易，但明清當政者的政策出發點是要禁絕民間的一切外貿行為。

二是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壟斷對外貿易，嚴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種和數量，乃至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因為到清乾隆年間，只允許廣州一地同洋商開展對外貿易，即「一口通商」，廈門、寧波等原先可以通商的港口停止同洋人做生意。

三是限制洋人在華活動，全面防範洋人。明朝除勘合貿易外，禁止中國官員和百姓與「夷人接觸」。清乾隆22年後，先後四次頒發《防範章程》，對外國人的商務活動、居住處所、行動自由等都作了詳細規定。如在1759年，朝廷頒佈《防夷五事》，規定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指定的會館中，並且不許在廣州過冬，不得外出遊玩，甚至還特別規定「番婦」不能隨同前往；中國商人則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於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期時兩廣總督李侍堯還頒布了《防範外事規條》。嘉慶14年再頒《民夷交易章程》，道光11年和15年先後制定《防範夷人章程》八條和新規八條。所有這些章程，目的都是為了「俾民夷不相交結」。

人們說明清兩朝「閉關鎖國」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用來表達明清對外交流的限制非常嚴重乃至荒唐。（建於明朝的北京紫禁城北門／美聯社）

可惜，歷史研究院的文章對此不著一墨，卻花大量篇幅引史料描述在海禁和「一口通商」的情況下中外貿易如何繁榮，中西文化交流如何相互影響的，以此證明明清兩朝並非閉關鎖國。這當然也很重要，但是偏離了「閉關鎖國」的焦點。如前所述，人們評價明清的「閉關鎖國」，強調的是明清統治者對本國人民和西方商品與文化的防範心態，以及後面會談到的由此帶來的對社會的心理、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封閉的消極影響。

該文也用一節論述了「自主限關」的局限性，指明清統治者未對當時的歷史大變局進行深入分析和科學判斷，相反滿足于傳統的朝貢體系，以「天朝上國」自居，心存通過限制或減少對外往來換取天下太平的幻想；特別是「一口通商」之後獲利甚厚的表像，實施海禁後得到的片刻安寧，使明清統治者沉湎於政策紅利的沾沾自喜中，自以為限關就可化解西方人的入侵，就可穩固江山，而不知自主限關在本質上屬於消極防禦，終達不到有效防禦的目的。問題在於，明清統治者為什麼心存限關換天下太平幻想？不就是文章指出的滿足于傳統的朝貢體系，以「天朝上國」自居，不知天下已大變嗎？

雖然在中西文化和商品的交流中，傳教士們帶來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算術以及其他一些技藝，清朝統治者如康熙、乾隆等也接觸到一些西學知識，朦朧感覺到西方的技藝比中土先進，但始終停留在「術」的層面，而未上升到「本」的角度，視之為奇技淫巧，由於害怕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滲透會衝擊中華文化之「本」，而拒絕接受西方先進的技術，更別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中國的地理環境和長期在東亞文明中處於領先的位置，讓明清兩代統治者根本認識不到在地理大發現後世界正在經歷歷史巨變。清實施「一口通商」和限制外國人在華活動後的近百年間，為打破封閉的中國市場，歐洲諸國曾多次向中國派出使團，試圖說服清朝統治者改變政策，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都無功而返。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表示，中國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無需增強對外貿易，這種傲慢自大，又何嘗不是害怕西方的商品、技術和文化的侵入？

明清統治者此種既自大又封閉的心態無疑通過政策的實施會傳染給民眾，導致整個社會心態和精神的閉關鎖國。在人們討論明清的「閉關鎖國」問題時，必須看到這種無形的心理和精神層面的閉關鎖國。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中國民眾本來就帶有天生的內向思維的特性，長城就是這種內向思維的象徵。有研究表明，即使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兩宋，對外貿易其實也受限。明清的閉關鎖國首先要禁的是私人與外國進行貿易，自然會強化民眾的保守封閉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在人們質疑和批評歷史研究院的文章時，這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以上分析來看，用「閉關鎖國」來評價明清兩朝，是恰如其分的，「自主限關」論反而在根本上模糊了問題的性質。歷史研究院為「閉關鎖國」翻案，暫且不說是否有現實的意圖，稱它是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一次夢遊，是沒錯的。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