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有三個慣性：第一、現任總統都成功連任，但執政兩任後皆政黨輪替，從來沒有單一政黨連續執政超過八年。第二、民選後曾任副總統的政治人物，沒有人能當上總統。第三、曾任閣揆者，亦無人選上總統。這三個慣性各有其背後因素，二十多年來深刻影響台灣政壇的權力更迭。

民進黨政府在蔡英文領導下，步入第二任期的尾聲；而準備要競逐下一任總統的賴清德，曾任行政院長、現任副總統，賴清德正站在台灣政治這三個慣性的對立面。在台灣特殊的憲政體制下，這三個慣性延續至今並非偶然，賴清德在未來一年的競選過程中，必須克服台灣政治發展歷程中這三個慣性。

慣性一：八年一次的政黨輪替

除了李登輝1996年當選首位公民直選總統，因為已擔任過兩任非民選總統，而決定不競選連任之外，扁、馬、蔡三位總統，台灣人總是不吝給予現任總統連任機會。但2008年、2016年藍綠執政末期，不同政治局勢下，選民又偏好「換黨做做看」，選擇讓政權輪替，也形同對輪替前的執政黨投下反對票、不信任票。

如今，民進黨即將執政八年，雖然蔡英文並沒有如陳水扁、馬英九政府，有人民信任度崩盤的問題，但2022年地方選舉大敗，民進黨元氣大傷未回神，社會仍有希望執政權易手的氛圍。賴清德必須說服台灣民眾，為什麼要繼續投票給他帶領的民進黨，而不給國民黨機會？

八年一次政黨輪替的慣性，將是賴清德的首要難題。是他的治國能力多麼卓越，跟其他候選人相比有絕對優勢，還是民進黨執政團隊如何優於國民黨，哪些當前執政黨做不好、在野黨不會去做的他會做？賴清德的答卷，是台灣選民決定「這次『不』政黨輪替」的重要防線。

慣性二：備位元首無聲難上位

副總統是備位元首，憲法除明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外，對副總統的權責沒有進一步規範，也導致副總統在政治實務上，經常沒有角色。這一點，從連戰還曾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引發憲政爭議，就可略知其運作邏輯；呂秀蓮、蕭萬長、吳敦義、陳建仁在擔任副總統期間，也鮮少被政壇聚焦。

副總統的權責問題，和總統選擇副總統人選的思考，經常有互補性的考量。但可以確定的是，在1996年之後，除了連戰兩度參選總統，其餘幾位副總統，雖然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連代表政黨「參選總統」的邊都搆不到。

當然，賴清德不能完全和前述副總統們相提並論。2020年就任副總統的賴清德，深知副總統難成焦點的問題，在和蔡英文的默契下，在上任前就以當選人身分訪美。在任期中，無論出訪友邦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巧遇」，或以「個人身分」親赴日本弔唁安倍晉三，都不難看出賴清德試著在副總統職權下，盡其所能凸顯自己的痕跡。

2021年四大公投，賴清德也讓自己站上宣傳「四個不同意」的舞台，不缺席這場攸關「國際貿易」、「對美關係」、「能源」、「民主機制」等民進黨執政藍圖的戰役。當時，他與蘇貞昌、鄭文燦之間安排行程的競合，也是政界關注焦點。賴清德欲求恰如其分地扮演「有聲音的副總統」，即是想突破此一政治慣性的最佳寫照。

慣性三：閣揆高度耗損難接班

台灣從總統直選迄今逾26年，換過17任次的行政院長，閣揆是高度耗損的職位，可見一斑。我國現行政府體制，總統被認為「有權無責」，行政院長經常被視為是總統的執行長。一旦擔負起政治責任下了台，等同概括承受了所有執政團隊的錯誤和問題。台灣至今沒有行政院長當總統這個慣性，並不令人意外。

台灣政壇在民主化後，同樣從1996年總統直選後起算，擔任過行政院長的政治人物，後來成為副總統的，有連戰（1993年至1997年任閣揆）、蕭萬長、吳敦義、賴清德。前三人確定止步於副總統，賴清德正在挑戰這個慣性。

賴清德2017年9月上任行政院長，到2019年1月下台，在任短短一年四個月即為地方選舉大敗總辭負責，他任內包括一例一休修法等重大政策，也都免不了成為包袱。對賴清德來說，幸運的是，在2020年總統大選，作為副手和蔡英文搭檔的大勝，多少沖淡了他前次因為地方大選大敗而下台的衝擊。

這三個慣性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互為因果。歷史斑斑可考：曾擔任閣揆的政治人物，想直攻總統的，因為整體執政成績不佳帶來的耗損，種下八年政權輪替的「果」；又因為選民八年一次讓政權輪替的慣性，擔任過副總統、閣揆的人即使有企圖心，但在野八年後政治生命已然終了，政權輪替在此又成了「因」。

各種內在條件、外在環境下，民進黨內部對提名賴清德參選2024年總統，已不做他想，但賴清德面對以上三個台灣政治的慣性外，還有更多艱鉅的內外挑戰。不過，即使台灣政治當代史的軌跡不站在賴清德這邊，不代表賴清德不能成為打破慣性的第一人。

如果賴清德2024年能勝選總統，他將是首位擔任過副總統或行政院長的總統，國民黨、民進黨也不再是八年執政在野的交替，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政治樣貌也將會改寫。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