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局局長於上個月進行異動，陳明通卸下局長一職，改由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接任國安局長，這是國安局第一次由外交系統出身者出任國安局長。

外交系統出身者執掌情報機構是鳳毛麟角

蔡明彥是第二位轉任國安局首長的外交系統人士，第一位則是於1993―1999年期間擔任國安局副局長的胡為真，相距24年之後，才有第二位外交系統人士進入國安局，顯示出外交系統參與管理情報事務的不易。

筆者曾為文〈義大利任命女外交官擔任情報首長給台灣的啟示〉指出應該比照國際情報界的作法，讓外交系統人士有參與管理情報事務、甚至執掌情報機構的機會。今日蔡明彥出任國安局長，可以視為一個遲來但是值得肯定的改變。

蔡明彥局長是否能夠延續陳明通的內部革新？

日前觀察家施威全接受《震傳媒》主持人黃光芹專訪時指出，國安局前任局長陳明通在提升局內軍文關係平等、注重情研、加強徵募民間資訊專才等層面上都有所建樹，由此觀之，陳明通確實努力的推動國安局往變革的道路邁進，遺憾的是外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陳明通未能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更多的革新，鑒於蔡明彥局長上任的時間點已經接近蔡英文總統任期的尾聲，施威全認為蔡明彥在任內能夠做的改變相當有限。

由於2024總統大選的不確定性，能夠留給蔡明彥局長充分發揮的時間可能僅有大約一年的時間，是否能依循陳明通先前的改革路徑繼續推動國安局改革？無疑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蔡明彥局長要處理的不僅僅是國安局的內部革新、情報業務、要人維安等任務，在過去社會始終爭議不斷的轉型正義及國安特訓爭議，也是今日國安局，特別是身為國安局首長的蔡明彥局長必須面對的問題。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日前投書《自由時報》質疑國安局以《國家情報工作法》為由遮掩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檔案上的公務員、線民等姓名、化名是「將威權時期對內鞏固黨國體制的政治偵防與當前民主時代情報工作混為一談」。由此觀之，吾人不能不質疑，在國安特訓爭議上，國安局是否也是以同樣的心態將國安特訓當中應該受到檢視的內部弊病跟情報工作混為一談？

面對這些爭議，不知道蔡明彥局長是否能把握有限的時間作出必要的改正呢？

蔡明彥局長在有限的時間所能夠作的改變

正如前述所提到的觀察家施威全的看法，受限於時間的因素，蔡明彥局長要推動國安局深層次改革恐怕是不容易的，但是筆者認為，倘若蔡明彥局長受限於時間無法在體制內作出深層次的改革，那麼不妨思考從改善國安局的公眾形象、打破國安局跟公眾的隔閡進行著手。

筆者不揣冒昧提出數點意見作為拋磚引玉，這些意見如下：

一、在轉型正義上作出更積極的努力。

二、積極跟媒體、公眾進行溝通交流。

三、正面回應國安特訓爭議。

四、為各方有志者廣開門路。

五、改變對退休情報官員談論、出書探討本國情報事務的反對態度。

筆者就上述建議在下列分別加以說明：

在轉型正義上作出更積極的努力

首先是蔡明彥局長在國安局的轉型正義上可以作出更積極的努力，蔡明彥局長可以思考主動跟轉型正義NGO團體進行溝通，就相關政治案件的檔案解密、國安局內部人權教育等議題作坦率的對話，以更正面、坦誠的態度面對轉型正義議題，得到公眾的信任和諒解。

積極跟媒體、公眾進行溝通交流

筆者過去曾為文〈俄烏戰爭為鑑　台灣應正視情報事務的重要性〉強調：

「國安局陳明通局長以降的情報機構首長，是否能夠在不涉及機敏情報的前提之下，適度的談論目前台灣情報界所面臨的問題跟挑戰，以及民間如何在這當中提供助力？

 

今日的台灣情報機構首長，不應該繼續停留在『莫測高深的特務頭子』的陳舊形象，相反的，應該要作為情報機構的門面跟公眾對話。」

同樣出身外交界的美國中情局長伯恩斯(Bill Burns)都能上播客談論真實的情報世界時，蔡明彥局長是否能借鏡伯恩斯等歐美情報界首長的作法呢？還是繼續謹守台灣情報界那種陳舊而脫節的「莫測高深的特務頭子」人設呢？

此外，是否能比照國際情報界善用影劇、社交媒體、官方網站等方式，提升公眾對國安局的印象及理解，也是值得蔡明彥局長思考的作法。

正面回應國安特訓爭議

從2019年成為新聞焦點的國安特訓爭議，當時國安局長邱國正公開保證「不會吃案」的4年後的今日，不僅沒有向公眾說明調查結果，甚至在網路爆料指控國安特訓遭到惡意汰訓、性騷擾的兩名當事人分別遭到以洩密起訴重判。

台灣公眾及媒體對於情報事務的普遍無知，固然是讓國安特訓爭議免於被公眾持續追究的壓力，但是對於民間無數有志加入國安局的人才來說，國安局面對爭議的作法傳遞了什麼訊息？是否會影響民間有志者加入國安局的意願？這些潛在影響無疑是值得蔡明彥局長深切了解的。

蔡明彥局長必須以更開誠布公的態度處理國安特訓爭議，只要國安特訓爭議一日沒有得到適切的處理，就會影響民間有志者想加入國安局的意願。

為各方有志者廣開門路

筆者在〈淺議國安局民間徵才的改革方向〉以歐美情報機構為例，指出國安局要轉型為全文職化的情報機構，必須針對文職特考學員的招考條件和門檻、限制做全面的檢討，突破既有的窠臼，「才能讓更多國安局亟需的民間人才不會被那些和工作實務脫節的標準、限制乃至於訓練而拒之門外」。

今日的國安局不能再以那種高高在上的官僚態度面對民間的有志者，這種態度最終只會疏遠國安局需要的民間人才。

不知道蔡明彥局長是否思考過比照國際情報界，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企圖心主動的向民間有志者廣開門路呢？是否能仿傚新加坡安全與情報局的作法從財經界吸引並招募更多的專業人才呢？這些都是蔡明彥局長可以思考的課題。

改變對退休情報官員談論、出書探討本國情報事務的反對態度

有媒體報導，陳明通有意寫回憶錄，但是身為國安局長的敏感性，因此「必須把祕密帶進棺材，他認命不寫」。

筆者在〈俄烏戰爭為鑑　台灣應正視情報事務的重要性〉曾建議：

「情報界不應該繼續對退休情報官員談論或出書探討本國情報事務一味採取打壓、防堵的作法，反之，應該訂立明確而非刁難的審核標準，讓退休情報官員得以依循，對於促進情報界跟社會的對話是所助益的，前情報官員蕭台福、龐大為因為出書而遭到以洩密罪名進行起訴的惡例不應該再發生。」

建立可依循的審查標準，讓包括陳明通前局長在內有意出版回憶錄的退休情報幹部，可以在不透露機敏資訊的前提之下，讓公眾了解其工作性質、所見所思，增進公眾對情報事務的理解跟支持，是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蔡明彥局長倘若能夠讓國安局改變過往對待退休情報官員談論或出書探討本國情報事務的態度，相信是可以提升公眾對於情報界及情報事務的認識。

前述的建議雖然多為公眾關係、徵才及歷史責任等層面，並未觸及到更深入的情報作為層面，但是如果蔡明彥局長能夠善用這一年的時間在這些層面作出立竿見影的改變，有助於爭取公眾的認同和激勵無數想加入國安局的民間有志者，為往後國安局進一步的革新轉型凝聚更多的民意支持，對於國安局的未來長遠來說是有利的。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