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官布林肯等相繼訪華，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善中美關係，全世界都表示懷疑，就連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都批評拜登急於重啟中美對話可能誤判且危險。

自6月中旬開始，美國高官布林肯等相繼訪華，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善中美關係，全世界都表示懷疑，就連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都批評拜登急於重啟中美對話可能誤判且危險。但對拜登政府來說，俄烏戰爭成為敗筆，現在急需外交成就來拉抬2024年選情，亞太戰略決不能再失敗，美中關係是關鍵。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在「鷹」與「龍」之間兩難的亞太國家對美中兩國的表態，讓華府政治圈感到焦慮。
 

李顯龍：我們主動要求不被迫選邊站
 

美方在這次會議上的主要目的是讓盟友們相信，美國打算認真執行旨在抗衡中國的印太地區新戰略，與此同時，美國官員也急於表明，他們正試圖穩定美中軍事關係，增進與北京方面的交流，防止出現將盟友及合作夥伴捲入其中的爭端。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在峰會開幕時的講話其實代表了亞洲各國的真實想法，他認為，美國和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對於美中雙方來說都將是嚴重的錯誤。他代表關注這場較量的各國發出了一個資訊：不要讓我們選邊站隊，包括與美國關係密切的菲律賓和新加坡在內，東南亞各國都擔心當今世界會分裂為若干敵對集團。他說，「我們想和兩邊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動避免選邊站，實際上是主動要求不被迫選邊站。」
 

不肯選邊：緣於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
 

習近平的「東升西降」一直飽受嘲笑。是否真出現了東升西降？我幾年前就說過，所謂「升降」是相對而言，中國國勢其實也在下降，但與美國2020以來的下降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再加上俄烏戰爭的現狀，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集團集幾十國之力，除了輿論戰完勝、政治戰由初期大勝轉至目前小勝，軍事上至今還陷入僵持狀態，美國失去主導世界的霸主地位、世界從單極變多極已經不可避免。這在西方之外的世界，是個公開討論的話題，但在西方國家之間還是個禁忌。

香格里拉會議期間，澳大利亞總理（Anthony Albanese）打破了這一禁忌。他在開幕主旨演講中，對中美關係的發展表達了擔憂，並強調了積極的貿易合作和多邊合作的重要性。他特別提到，在當今全球化和合作的時代，國家之間應加強相互合作，而不是採取盲目制裁和挑撥關係的行為。特別是在印太地區，澳大利亞總理支援建立積極的對話管道，以避免衝突的爆發。作為兩個大國，中美之間的矛盾勢必會對其他國家造成負面影響。
 

阿爾巴尼斯還說：「在當前的戰略環境下，這一點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我們有時會聽到我們的地區被描述為一個潛在的衝突‘舞臺’。彷彿這只是一個背景，一個地點，一個他人的野心的舞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這樣的描述不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選擇權和追求的目標，也否定了全球經濟的引擎室。它還把這個地區的未來說成是某種程度上的定局。我們在過去已經看到了這種思維的缺陷。冷戰後的良性假設是，全球化、自由貿易和新技術的傳播將創造一個更開放、更穩定的世界。一些人談到了『歷史的終結』，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開始，一個單極時代。這背後有一縷自滿的情緒。」
 

美國拒絕承認世界由單極變多極，要與中國開展世界領導力之間的競爭，維持美國世界超級霸權地位，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這番說話，美方聽了之後自然不高興。但因為亞太多國都持如此態度，美方當然只能表示並不要求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香格里拉對話2023算是無果而終。
 

奈斯比：「碰運氣的威懾」再也不靈
 

印太戰略的提出是在俄烏戰爭發生前若干年，但它深受這場戰爭的影響，這場戰爭嚴重削弱了美國，無論是美國曾引以為傲的「軟實力」還是世界視為神一般存在軍事實力。美國智庫數量之多世界第一， 對此當然會有反思。
 

今年5月，「軟實力」一詞的發明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奈（JOSEPH S. NYE, JR.）發表了一篇《威懾的困境》（Dilemmas of Deterrence），其中從美國對俄羅斯的威懾失敗，一直談到美國對華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認為這種戰略模糊政策其實就是「雙重威懾」（double deterrence），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中國對臺灣島使用武力，也是為了阻止臺灣在法律上宣佈獨立，目前這一戰略正受到削弱。
 

在這篇文章中，奈斯比特別提到「給對方留下機會的威懾」（the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這一美國著名的威懾理論。我在這裡必須解釋這一理論。該理論由已故核威懾理論的主要理論家之一、200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共同獲得者湯瑪斯·C·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提出。在《武器與影響力》Arms and Influence一書中，謝林使用登山模型來解釋「留有機會的威脅」，大意是：在冰山裂縫邊緣，一個登山者被繩子綁在另一個登山者身上，兩人都站在裂縫的邊緣，正在激烈爭論，試圖讓對方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試圖讓對方不要做他想做的事情。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位登山者強烈反對接下來應該發生什麼。怎樣才能讓你的夥伴/對手屈服于你的意志？這一威懾理論的實踐樣本就是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如同兩位捆在一起的登山者，最後是美國讓蘇聯屈服於自己的意志。當時白宮決策的參與者事後回憶，知道這是一次碰運氣的威懾。
 

奈斯比認為，俄烏戰爭表示這種碰運氣的威懾已經失效，因此，隨著威懾困境的不斷演變和增加，研究戰略的局限性對於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樣重要。

美國的印太戰略的支點其實建立在臺灣安全之上，無論是新近建立的美日韓聯盟，還是幾年前建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前提都是一旦中國對臺灣發動武力攻擊，這些國家為保護亞太地區安全將如何聯合應變。但目前的形勢是：2024年台美國與臺灣兩場大選的結果，將分別決定世界文明演進的方向與世界格局的變化。美國只要是民主黨政府當家，向世界全力推廣LGBTQI+文化與CRT（批判性種族理論）將成為美國左派重塑人類文明的方向。明年1月臺灣大選的結果，將決定美國亞太戰備的存續與否。簡言之，只有3000萬人口的臺灣，被歷史將它推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從地理上看，它是美國亞太戰略的立足基點；從政治上看，新的臺灣政府對中美兩國的態度決定了美國扼制中國的亞太戰略是否存續，如果是民進黨勝出，美國亞太戰略的支點將繼續存在；如果是另外兩位候選人（國民黨或者柯文哲）勝出，中國將兵不血刃推進和平統一。
 

目前，臺灣政治正陷入Me Too泥潭之中，角逐總統大位的三方民調幾乎不相上下；北約宣稱的俄烏戰爭必將勝利還只是一種被世界懷疑的預期，拜登政府的各種國內政策都不成功，能否繼續執政連本黨都要打上問號，這種情況下，亞太國家在「鷹」與「龍」之間彷徨，幾乎是非常正常的反應，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考量。（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