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探討了港人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香港因素」，接下來繼續分析「外圍因素」。

第四，修例屬於香港事務，在制度上有自主權。

雖然修例的爭議集中在香港與中國大陸（還有臺灣），實際上它還牽涉到其他沒有與香港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它不單純涉及中港關係。而且，儘管在移交的實際操作中，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技術上，修例只是單方面地規定香港政府有權向沒有正式引渡（移交）協議的國家（地區）移交「逃犯」，而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肯接收逃犯的問題，也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向香港對等地移交逃犯的問題。

換言之，修法完全是香港的「内部事務」，在理論上，嚴格按照《基本法》，中央沒有理由干預，（當然，實際上中央要找借口干預，總是能找到的）。在事件過程中，要說在修例上中央一開始沒有推動，恐怕大部分人都不會相信，但始終難以求證中央的參與有多少。

香港政府自始至終否認修例是一個政治任務。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的。這被外間視爲與香港政府行爲「劃清界限」。但只要回溯中國的表態就可以知道，中央的説法一直是「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即便在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力挺港府，中聯辦召集建制派，要他們「不要糊塗」之後，標準説法依然是「香港要修法，中央只是力挺香港政府」。

因此，至少在明面上，事件始終沒有上升到「香港與中央關係」的層次，而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内的事。

縱觀香港回歸後的歷次大規模抗爭，2003年的反二十三條，2012年的反國教等能成功，都在於它們尚停留在香港「内政」的層次。歷次政改抗爭無效，2014年占中/雨傘無功而返，甚至反高鐵、反一地兩檢等的失敗，都是中央有憲政的角色（比如基本法規定，政改必須得到中央同意）。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凡是」的結論：「凡是涉及中港關係的，中央都不會在香港民意壓力下讓步；凡是民意可以迫使讓步的，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務」。

這次修法，沒有超過香港内政的範圍，或者說，中國刻意避免「干涉香港内政」的印象，以致香港（和中國）還有臺階可下。這是反修法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國爲什麽這麽做呢？

要知道，在中國「逢九必亂」，今年早已下達指令，各單位嚴防死守，避免發生不穩定事件。沒想到，前兩年順風順水的香港反而成爲不穩定之源。這是中國不樂意見到的。

據説，有香港政客評估，612會演變為「顔色革命」，要強力鎮壓，以爲這樣無限上綱就會贏得中國喝彩。這誤讀了中國在本年要「維穩」的意思。「維穩」不是要鎮壓任何「革命」，而是要避免任何事端，更不用說「革命」了。把香港問題演繹為「顔色革命」，純粹是拍馬屁拍在馬腿上。

這次修法事件，一種可能真是林鄭自己主動的。第二種可能是，中央從一開始就決定「站在背後」。無論哪種可能，中央一開始也肯定沒有意料到反對的聲音和能量這麽大。如果修法能「靜悄悄」地通過，自然樂見其成。但中央也可能早有預算，即便修法通不過，修法和中央決策脫鈎之後，最多賴在香港政府頭上，避免中央沒有面子，也避免國内民族主義（以及敵對派系）對政府的壓力。這是可進可退的策略。

順便提一句，在很多香港人看來，中國表態支持已經是插手香港内政了。但在中國政府看來，支持香港政府不算干涉香港内政。在中國語境中，「干涉内政」是專指「支持反對派」。不但在香港問題上如此，在國際問題上，中國也持這樣的態度，比如中國指責美國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卻否認自己支持馬杜儸政府同樣是干涉内政。

第五，臺灣問題的影響

目前臺灣問題是中國的頭等大事。2020臺灣選舉迫在眉睫，中國希望一個親中政權能上臺，至少也不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在去年臺灣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看似不可能起死回生，哪知中國主席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最好方式」的演講，為「辣台妹」蔡英文提供神助攻，聲勢逐步回漲。

衆所周知，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有為臺灣問題做示範的初衷。2014年雨傘革命後，一國兩制的名聲在臺灣成爲票房毒藥，台灣人紛紛喊出「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於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大陸的專家）都認爲，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不再能成爲解決臺灣問題的示範。在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於是逐漸成爲「棄兒」，思考香港政策的時候，極少再考慮臺灣的因素，變得「爲所欲爲」。

直到習近平講話之後，情況突然有變。主席説話一言九鼎，即便知道一國兩制在臺灣不得人心，中國媒體專家官員等當然依然紛紛為「一國兩制」護航。這樣，香港的「示範角色」突然又變得重要，這是對香港來説也是一個「神助攻」。

在提出修例的開始，香港官員肯定沒有意識到這個邏輯，也沒有想象到修例會在香港引起這麽大的反對，於是也更不可能從臺灣問題的高度上考慮過修例的問題。否則很難想象，他們會這樣力推法案。

修法給臺灣帶來的震撼和民意改變是顯著的，特別是香港書商林榮基逃離香港，出走臺灣，還準備在臺灣申請政治庇護。一下子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臺灣的現實聯係起來。結果隨著香港局面的進展，蔡英文有明顯的「翻盤」之勢。在決定民進黨初選的民調結果中，強烈譴責香港政府的蔡英文的支持率大大高於推説「不知道」的韓國瑜，就是一個明證。如果港府繼續一意孤行強推修法，蔡英文連任的話將大大損害中國的臺灣策略。

第六，國際形勢的影響。

在一開始提出修例的時候，中美貿易談判還進展良好。民主派和其他反修例人士，早就積極向國際遊説解釋厲害關係，以利用「外國勢力」施壓港府已經不是秘密。美國有可能利用香港政策法向中國打「香港牌」，這點中國早有預料。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也有龐大的利益，有衆多的國民和資產。「香港牌」不但美國可以打，中國也可以打（試孟晚舟事件）。在中美關係尚未惡化的時候，雙方還是互相牽制，中國評估美國不可能「動真格」，於是除了循例痛批民主派是「吳三桂」，強調「内政不容干涉」之外，沒有太多的動作。

但5月初，雙方突然翻臉，美國不但加關稅，還制裁華為，國際局勢急劇轉變，形勢也變得險峻。在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和國務卿彭皮奧都接見香港遊説團，發表強硬聲明。這時中國還在繼續支持香港修法。

但6月9日之後，香港形勢急劇惡化。史無前例的大遊行和612鎮壓，都連續上了國際頭版。這件事的性質已從「威脅香港自由」上升到可能會爆發「港版六四事件」的危機。連政府内「經濟挂帥」的美國總統川普也從「相信雙方可以解決」變成「沒見過這麽大規模的示威」。佩洛西也宣佈一旦香港修例，會正式啓動重審香港政策法。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之後再天安門抗議，其對香港人權的支持不可低估。這時，廢除香港關係法可能已不再是為貿易戰而施加壓力的一張「香港牌」，而變成爲更高尚的理由而不得不做的事。

更令中國擔心的是，如果說在經濟問題上，歐洲可能與美國立場不一致，但在人權問題上，兩者又堅定地站在一起。歐盟此前向港府發出外交照會，這已引起香港震動，連林鄭也要會見衆領事「解釋」立場。如果發生「港版六四」，中國拉住歐洲「聯歐制美」的算盤就一鋪清袋了。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是時間，即將在日本舉行的G20峰會。中國雖然擺出一副強硬立場，但緩和局面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G20的特習會可能是挽救中美危機的最後機會。中國需要穩定的香港局勢，避免美國節外生枝；更不能把G20變成西方對中國的「批鬥會」。

總而言之，港人這次能擋住修訂《逃犯條例》，乃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奇蹟不可能一再發生，也不能低估了樂極生悲的風險。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