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包含兩個階段，即商品流動與生產要素流動階段。我把前者稱為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後者為全球化的高級階段。率先進入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其先進的工業產品在全球的擴張是全球化初級階段的典型特徵。由此帶來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大增，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而非發達國家由於沒有先進的工業體系，只能以資源產品來交換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石油國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數的國家仍然處於不發達。

正是由於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帶來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勞力在國家之間進行流動的可能性。資本與技術流向低成本國家以取得更高收益，勞力流向高工資與高福利國家以尋找更高收入，催生資本、技術與勞力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流動的強烈衝動。一旦國家之間放棄對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的管制，以順應這種衝動，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便由可能變成現實。我把這稱作以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高級階段。

全球化現在正處於從商品流動階段向生產要素流動階段轉變的過程之中，這一轉變，給世界經濟甚至政治格局帶來重大衝擊。

GDP已不能反映一國的經濟能力

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所以通過生產要素流動推動的經濟發展並不能準確反映一國的經濟能力。如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外的資本與技術，經濟發展的成就就不完全是中國的功勞，因持有資本技術的人是外國人。他們把GDP貢獻給中國，利潤卻匯回本國。於是國家日益成為一個地域概念而非組織概念，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兩國經濟能力的競爭，而是體制規則的競爭，誰能吸引到更多的生產要素進入，誰就能獲得更快發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初級階段，商品完全由本國資本技術人員生產出來的，商品強勢意味著國家強勢。用GDP（不論總量還是人均）來比較兩國經濟能力只適合於商品流通階段，在生產要素流動階段將變得不科學和無意義。國家職能正在由直接參與追求GDP的增長，轉向通過提供制度激勵來尋求增長。

跨國公司大量出現

這種跨國不僅表現在商品銷售的多國化，原材料零部件採購的多國化，還表現公司內部利益主體的多國化。比如現在建立在中國國土上的企業，資本可能來自日本，技術可能來自美國，工人則顯然來自中國。同時，股票市場的跨國界發展，帶來企業資本構成的多國化；企業生產技術的多樣化，帶來技術來源的多國化；勞力流動的全球化，帶來職工構成的多國化。

這種內部利益主體多國化的企業，國家政策不論支援它或限制它，都不能顯示其愛國或賣國。因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本國人的就業，卻也支援了外國資本和技術擁有者的利益，可能是「賣國」，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國人的利益，同時也就限制了本國政府的稅收和本國人的就業，也非是「愛國」。單個企業中利益主體的多樣化和多國化，國家對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負「賣國」的駡名，卻也無法承擔「愛國」的責任。公平地對待所有的包括外國的經濟主體（所謂的國民待遇），是生產要素流動時代對國家管理的必然要求。而在商品流通階段，企業具有明顯的國家屬性，國家是企業的代言人。支援與保護本國企業是國家的重要職能。

國家之間的矛盾

雖然國與國之間外在表現仍為國家利益衝突，實質上是體制規則的衝突。中國商品進入歐美，由於其中很多商品存在政府補貼（如退稅），頻頻受到國外的反傾銷起訴，即是中國計畫體制與歐美市場體制的衝突。中國富士康出現多起工人自殺事件後，美國輿論曾出現一個指責中國勞工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國報人站在中國工人一邊，非也，而是由於兩國勞工權利不同，即政治體制上的人權標準的不同，導致美中企業之間競爭不公平。西方對中國國企的攻擊，是因為國企獲得國家財力的支援，導致其與外國企業競爭不公平。這種衝突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國有體制與西方私有體制的深刻矛盾。

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一直不能得到歐美國家的承認，正是源於中國的體制規則並未與世界通行規則，即市場規則接軌。顯然，在商品流通階段存在的國家利益衝突，在生產要素流通階段，正在轉變為不同體制規則的衝突。中美貿易衝突，美方說，並不致力於改變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卻又說是結構性矛盾。其實，中美貿易衝突，就是體制衝突。只要中國體制不變，矛盾的根源就不會消失。

對國家主權產生強大制約

生產要素流動的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產生強大制約。允不允許經濟要素進入本國（通過關稅非關稅手段和資本准入條件等），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國家之間在對外開放中實行對等原則，則會在主權與主權之間帶來相互博弈和制衡。你的經濟要素要進入他國，你就必須放棄對他國經濟要素進入本國的管制主權。這種相互制衡最終會削弱各國的主權，使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成為普世性規範；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產生對貨幣一體化（貨幣自由兌換和匯率市場化）的強烈要求，因貨幣是經濟要素流動的交易媒介。

它對國家的貨幣主權形成強大衝擊。任何濫發貨幣和控制匯率的貨幣政策，都將對經濟要素流動產生複雜影響，因而必然受到他國的抵制和反制。在貨幣可以自由流動的環境下，貨幣分割市場已不可能。運用貨幣政策化解經濟危機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凱恩斯主義將進入歷史；生產要素流動要求資訊的自由流動，它包括資訊產業的跨國界發展和經濟資訊的跨國界流動。

資訊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有機構成部分，沒有資訊的公開透明和自由流動，商品資本技術勞力的流動是不完全的。它對國家的資訊主權形成約束。任何封鎖資訊的主權行為，都將對生產要素流動產生阻礙作用。資訊的流動必然帶來文化和宗教的相互滲透，它對國家的文化主權產生衝擊，「文化侵略論」將日漸成為一種歷史的喧囂。

要求各國的法律體系趨同

資本的跨國界流動，必定要求私有產權無地區差異的得到保護，包括投資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技術的自由流動，要求世界各國都要有同等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律，並延伸至商標使用權等領域；對地球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共識，要求各國制定同樣標準、同樣嚴厲的環境保護法律，以打擊不顧環境污染的謀利行為等等。同時，全球化不僅要求各國實體法趨向一致，還要求程式法趨同，以使不同國別的經濟主體，在權利受到侵害時，能有同等方便的救濟途徑，並獲得公平對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體制上司法不獨立的國家很難在全球化高級階段站穩腳跟，而強調司法裁判主權的說法，在各國實體法程式法趨向一致的背景下，也將漸漸淡出國家的話語體系。

總之，全球化由商品流通階段進入到生產要素流通階段之後，國內市場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國家保護國民權利的職能已由國內延伸到國外，即延伸至世界各地，任何一個開放國家的內政都與他國相關聯，由此帶來全新的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中國的改革怎麼改，已不是中國的內政，它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歐等國密切相關。中國要維持現有的威權體制，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作者為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