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台鐵火車逃票的殺警嫌犯鄭再由，在法院一審被判「無罪」。這個判決出爐後，可謂全國譁然，舉凡政客、名嘴、學者、網民等，紛紛加入聲討；恐龍法官、司法改革、人身安全等話題再度佔據版面。可惜的是，灑狗血的人多，講道理的人少。

我是一介平民，既沒有官銜，也沒有麥克風，但我有一支學者的筆。針對殺警無罪的判決，就讓我帶著大家一起來「講理」吧！

首先，我發現對判決「義憤填膺」的人，有一大部份並沒有閱讀判決書。這些人充滿情緒，詛咒與辱罵法官，但毫無事實根據。台灣的司法官超級難考，除非這位法官「喪失心智」，否則不會輕率做出舉國譁然的判決。

講理的第一步，就是搞清事實，而且不困難。這份判決書兩造的說詞並陳，雙方對事實的認定沒有重大歧見，只是解讀不同，最後的認定取決於法官的心證。此外，法條的引用也相對明確。在判決書的第三條，承審法官引用刑法第19條第1項的規定，認定被告在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因此判處被告「無罪」。

無行為能力者「不罰」，承審法官引用的法條無誤。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的規定，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承審法官的判決書也符合法條規定。問題是，「不罰」與「無罪」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但刑事訴訟法卻把兩者混為一談。這是判決引起軒然大波的主因。

就法條的引用與證據的採納，承審法官的判決可稱四平八穩。事實上，在全民皆曰可殺的氛圍下，這個無罪的判決頗具道德勇氣。輿論把箭頭指向承審法官，甚至指控她縱放人犯，我不認為有充足的理由。

刑法的審判是「三方」對陣，參與者有被告、檢察官、和法官。在這個案件，被告律師請求精神障礙的鑑定，並佐以被告長期接受治療的人證與物證。如果檢察官不服，大可在法庭質疑被告的就醫紀錄，或挑戰醫師的鑑定結果。最後法官做成無罪的判決，顯見被告律師的攻防比檢察官技高一籌。

如果輿論要抓戰犯，目標不應該是角色中立的法官，而是法庭攻防輸給被告律師的檢察官。

輿論對這個案件最大的質疑，就是精神障礙者殺人無罪，或精神障礙成為脫罪的藉口。這兩個說法都沒有道理，扭曲了法官的角色。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由不得法官片面認定，而需經過專業的醫學鑑定。在鑑定的過程，嫌犯要「裝瘋」瞞過鑑定人員並不容易。

即便精神障礙的鑑定有疏失，這也是「醫學」爭議，而非「司法」不公。

更重要的是，公權力的建立有一條供應鏈，法官是面對人民的最下游；上游還有檢調單位與立法機構。恐龍判決可能出自恐龍法官，也可能來自恐龍檢察官，甚至是恐龍法條。法官站在第一線面對人民，承擔了恐龍判決的所有責難。

以本案為例，法官的判決引用了兩個法條。除了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精神障礙條款，還有刑法第87條。後者規定精障罪犯得接受強制治療，時間最長五年。本案的無罪判決附帶了五年的強制治療。承審法官不僅依法判決，而且還處以強制治療的最高年限。

那些責難法官沒有判處「永久監禁」的人，完全搞錯了對象。承審法官未判處被告接受長期的強制治療，這是「立法」的不足，而非「判決」的缺失。如果強制醫療五年算是「恐龍判決」，那是因為有「恐龍法條」在先。法官的角色不包括立法，因此只能依法判決。

法官依法判決沒錯，難道受害人倒霉嗎？很不幸的，精障病患的暴力犯罪，就像其他隨機意外一樣，碰到的人倒霉。每個社會都有所謂的「無過失」意外：有人在山邊被落石擊斃，也有人騎機車撞到流浪狗摔死。除了國家的急難救濟與私人的保險理賠，碰到類似隨機意外的人，也真的只能自認倒霉。

只因為「隨機意外」的禍首是暴力精障病患，不會改變事件的本質。判處暴力精障病患死刑，其荒唐的程度，不下於粉碎砸死路人的落石，或處決造成車禍的流浪狗。

針對具有暴力傾向的精障病患，文明社會的正當作法，就是建立一個安全網，治療甚至隔離當事人，避免他們在人群中隨機犯罪。文明社會不會放任精障病患四處遊蕩，等悲劇發生後，再給予最嚴厲的法律制裁。

法律對精障病患網開一面，是文明社會該有的人權保障。涉及暴力攻擊的精障病患不是犯人，而是病人。病人應送進醫院，不是關入牢房。何況疾病的發生有隨機性，精障病患可能就是你我的的家人，甚至是你我本人。罹患精神障礙已屬不幸，病患沒理由再接受法律的二度傷害。

然而保障精障病患的司法人權，不能以人民的安全為代價。文明社會必須賦予國家權力，隔離具有暴力傾向的精障病患，避免他們傷及無辜。這種隔離直到痊癒為止，不必有時間限制。在隔離期間，國家要提供充分的醫療照顧。這種公權力介入的強制隔離就醫，並沒有違反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障。

以上的論述就是講理，根據事實，沒有情緒。法治國家不能把犯人當病人縱放，也不能把病人當犯人監禁。這起殺警事件的案情單純，判決引用的法條簡短。如果大家願意「講理」，是非對錯很容易釐清。就算一審的判決有瑕疵，還有上訴的救濟管道，何須整個社會加入集體聲討？

※作者為美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