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晉朝首任皇帝武帝的時代，出現了史上第一座命名為「中華門」、現已不存的建築物：

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晉書》志第十一，禮下）

晉建國之初，武帝司馬炎便參考過去王朝的先例，制定正月朝賀皇帝的規矩。上列引文是描述朝賀開始前的準備階段，其中皇帝出席的必經之路，就是「雲龍東中華門」。

接著在《宋書》禮志，武帝泰始十年（二七四）的詔書中，也記載了謁見皇帝皇后的規矩。其中廷尉監（負責取締犯罪的高級法官）待命的場所，就是東西中華門。

《晉書》中也有另外一處提到「中華門」。五胡十六國時代，羯族的石勒從匈奴劉淵的漢（前趙）當中獨立出來，建立後趙。在後趙第六任君主石鑒的時代，東晉永和四年（三四八）的記錄曾經出現「西中華門」字樣。看樣子應該是晉滅亡後，占據中原的騎馬民族繼承了武帝的中華門吧！

彼時的「中華」不是現在的「中華」

因為在《三國志》中不曾見過，是故以「中華門」為名的建築物，應該是在晉朝建國初期的三世紀下半葉，由首任皇帝武帝司馬炎所創設的。

既然如此，「中華門」這個名稱的出處又是從何而來呢？當我們從《晉書》中尋求答案時， 諸橋《大漢和》中舉出的〈天文志〉，就成了重要提示：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中略）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輔也。（《晉書》志第一，天文上）

擁有五星的紫微是天帝的寶座，也是天帝常居之處。太微是天帝的門庭，其東西分別有太陽門和中華門。

這樣看來，武帝應該是借用天界的門名，來為自己的門命名吧！

這個時代，「華」已經作為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表徵詞而登場，但是「中華」這個語彙還沒有出現。

晉朝滅亡

太熙元年（二九○），以昏庸愚昧聞名的晉朝第二任皇帝—惠帝司馬衷（在位二九○—三○ 六）即位。以這次皇位繼承為導火線，司馬家族內部展開了政治鬥爭，國家也因此大亂。惠帝將皇族分封為王、派遣到各地，結果諸王紛紛組織起軍隊，化為軍閥。武帝的皇后楊太后一族也專橫跋扈；楊太后打算拉攏位在現今山西省的南匈奴單于劉淵（生年二五一年？），企圖利用他的力量，於是任命劉淵為五部大都督、建威將軍，統率原本五部分離、擁有五萬兵力的全體匈奴。可是皇后賈氏借助了汝南王和楚王兩王的力量，抹殺了皇太后的勢力，將實權掌握在手中。十年後，賈皇后謀殺了皇太子，結果導致內亂正式爆發；趙王倫（宣帝司馬懿的第九子）排除了賈氏一族，奉惠帝為太上皇，將他軟禁在金墉城（漢魏洛陽城的西北角），自立為皇帝。面對這種局勢， 諸王一同起兵，最後誅戮趙王，混亂看起來也獲得平息。

可是，以這起事變為契機，諸王的抗爭開始表面化，這就是導致晉亡國的內亂—八王之亂（三○○—三○六）。

晉永興三年（三○六），司馬懿弟弟的孫子東海王越，擁立第三代皇帝懷帝司馬熾（在位三○ 六—三一三），八王之亂終於落幕。

這時候，晉距離滅亡剩下的時間，僅僅十年而已。

就在動亂正值高潮的永興元年（三○四），劉淵稱大單于，十月在離石（山西省離石市）左國城稱王（在位三○四—三一○）。劉淵是冒頓單于的子孫，因為冒頓曾經娶漢高祖劉邦的公主為妻，所以他自稱是漢朝的後繼者。對繼承了匈奴與漢朝血脈的劉淵，杉山正明稱他為「貴種中的貴種」。劉淵的容姿據《晉書》（載記第一）所述，「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當時的一尺約二十四公分，因此劉淵是個身高兩公尺、流有濃烈西方血統的高大美男子。

不久後，劉淵在平陽（山西省臨汾市）即帝位，建國號為漢，宣示自己繼承了過去的漢帝國。這是最初的騎馬民族王朝，也是三二九年便滅亡的短命王朝（三一八年改稱趙，通稱為前趙）。

對於劉淵在歷史上的定位，川勝義雄（一九二二—八四，前京都大學教授，專攻東洋史）這樣說：

三○四年匈奴族劉氏建立漢國，（中略）這是宣告各式各樣的異民族在中國內地建國、也就是所謂「五胡十六國時代」揭開序幕的重大事件。這雖然是移居中國內地異民族自立運動的開端，但我們不應將其視為重現塞外異民族國家的企圖。就像匈奴族劉氏標榜「漢帝國的復興」那樣，在中原建國，就注定會朝向建設囊括胡族、漢族兩種文明的普世性帝國這條路上走去。（川勝義雄，《魏晉南北朝》）

自劉淵建國的三○四年，到北魏滅亡北涼的四三九年，這一百三十六年的動亂時代，就是五胡十六國。

劉淵帳下的核心是他的第四個兒子、文武雙全的劉聰（生年不詳—三一八）；其他還有漢人王彌（生年不詳—三一一）、羯人石勒（二七四—三三三）等各式各樣的人才，換言之就是一支多國籍部隊。

羯族一般被認為是匈奴的別部，不過因為他們具有深目、高鼻、多髯等特徵，所以很可能其實是中亞系的民族。據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所言（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羯族是月氏人，石姓則是出自石國（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塔什干）。

這個時代也有投身匈奴陣營的漢人。雖然是晚期的情況，不過留在華北的知名漢人就算投奔南朝，也很難在逐漸鞏固的朝廷體制中謀得一席之地。因此，這些漢人投身騎馬民族王朝，應該是想把自己在漢人王朝當中難以實現的理想，透過異民族王朝使之成為現實吧！關於這種現象的背景，谷川道雄（一九二五—二○一三，京都大學榮譽教授，專攻東洋史）如是說：

雖然當時的漢族士大夫普遍不願意侍奉異民族政權，但是上述這些〔侍奉前趙的〕人們，卻沒有把心思放在西晉政權上，反而對胡族政權展現出積極的態度，這是為什麼呢？雖然多少只是想像，不過他們應該是對門閥權貴日夜不休忙於政爭、輕佻浮誇的西晉王朝不抱期待，轉而將自己身為士大夫的期盼，寄託在胡族劉淵的身上吧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

據三崎良章（專攻東亞史、中國古代史）在《五胡十六國：中國史上的民族大遷徙》中所述， 前趙是個由兩百二十萬的漢人與四百萬的五胡所共同組成的國家。

要探索中華概念建立的背景，最大的課題就是騎馬民族與中華之間的關聯。為了驗證這點， 我們至少必須確認在正史中登場、所有關於「中華」的用法才行。可是，要怎麼從龐大的正史中進行這樣的檢索呢？為我解決這個難題的，是我的老友—時任京都大學教授、專研中國文學的高田時雄先生。他透過台灣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ASCC）的資料庫，對二十四史中關於「中華」的用法進行了檢索。

「中華」概念出自騎馬民族

當我綜觀這些龐大的資料後，赫然發現在《魏書》中，有一段文字寫著「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皇魏（北魏）統治了整個中華」，也是北魏對「中華」的標榜。這是北魏第六任皇帝孝文帝時代的記錄。看到這段文句的當下，我立刻確信自己這篇文章的論述方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中華」至少在北魏這個時代，是騎馬民族所獨占的概念。

不只如此，我還有一個更大的發現，那就是「中華」並非首先出現在《魏書》，而是在年代更早的《晉書》中便已登場。

永嘉五年（三一一年），也就是晉朝面臨滅亡危機的這一年，「中華」這個詞，在一份向皇帝提出的上奏（提案的文件）中，有點唐突地首次在正史登場。通常，正史的文章是由「補充說明」、「對話」、「詔令與上表」所構成。補充說明雖然大多是根據當時的記錄而成，但或多或少會受到撰史者在編纂當時的考量、亦即當時的價值觀所影響。至於對話，雖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在編纂的時候，有可能會受到撰史者的增添削減，但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能傳達出原本時代的氛圍。另一方面，皇帝的詔令、以及臣子向皇帝的提議（亦即所謂上表），則能更正確反映出該王朝對於時代的認知與理解。

這份上表的內容是這樣的：

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用來編織經線緯線的工具）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晉書》列傳三十一，劉喬）

當時，劉喬以威遠將軍、豫州刺史的身分，駐紮在抗敵的最前線；他的治所在河南省淮陽縣，是當地的最高軍事長官。東海王司馬越打算撤換他的刺史職務，改以自己的親信代之，年逾六十、身經百戰的勇將劉喬則以「沒有天子命令」為由，拒絕了司馬越的要求。憤怒的司馬越於是準備討伐劉喬，這時一位官員（劉弘）向皇帝直接陳情，希望能終止這種內訌。劉弘的意思是：「邊境沒有對騎馬民族的防備，股肱之臣也沒有為國效忠之心，中華這個框架的控制力愈來愈薄弱。」由此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中華」，指的是與國體密切相連的中華，亦即「皇帝所掌控的現實世界」，也就是晉朝。

可能是西晉建國之後意氣昂揚，所以晉武帝的宮廷才頭一次將具有實體的「華」和「中」組合起來，併稱為「中華」吧！畢竟，要說作為西晉象徵的詞彙，會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突然出現，實在很難想像。不過，這仍屬於推測的範圍。

「漢」是東晉被逐出中原以後才有

這時候也還沒有「漢」這個民族稱呼；「漢」是東晉被五胡逐出中原以後才有的稱呼，因此這時候的中華，也不能認定為具體的民族集團。如果硬要從領域來解釋的話，那就是指當時晉的版圖，也就是中原地區。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中的「中華原本指的是黃河流域」一說，就是根基於這段記載吧！ 畢竟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中華」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上。

據這項記錄推斷，自西元三世紀下半葉（二七四年）「中華門」出現以降，雖然確切時間不定，但到永嘉五年（三一一年）的三十餘年間，晉朝宮廷應該已經開始使用「中華」這個語彙了。

劉弘的陳情產生了效果，這項討伐計畫最後無疾而終。不久後司馬越為了討伐動向不穩的羯人石勒，率領兩萬兵力從首都洛陽出發，卻在戰陣中病歿。軍隊為了將他的遺體歸葬故國東海而繼續往東，結果遭到石勒的騎馬軍團蹂躪、全軍覆沒，他的靈柩也被燒毀。

※本文摘取自《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後藤多聞（ごとう たもん）

一九四四年生於日本大阪市。京都大學大學院中國文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修畢。長期任職於NHK，擔任新聞工作者與節目製作人，曾製作《故宮──從故宮珍藏所見的中華五千年》（故宮～至宝が語る中華五千年）、《騎馬民族的止步之地──北朝鮮歷史紀行》（騎馬民族の道はるか～北朝鮮歴史紀行）、《大草原的祭典──蒙古》（大草原の祭り～モンゴル）等節目。

歷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客座教授、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平山郁夫絲路美術館理事。另著有《遙遠的不丹──喜瑪拉雅山的佛教王國》（遙かなるブータン―ヒマラヤのラマ教王国をゆく，1995）、《兩個故宮》（ふたつの故宮，1999）。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