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物經濟步向白銀經濟

過了洪武、永樂創業期而進入宣德以降的十五世紀中葉後，社會構造也出現變化的徵兆。對此變化造成巨大影響的，是遷都北京。為了養活北京龐大人口、北方軍隊，除了透過大運河將江南的米輸送至北方，商人們亦運送大量南方物資（南貨），打造出南北物流體制。大運河沿岸一帶逐漸都市化，至今一直保持低調的商業化動向也逐漸活躍起來。

伴隨著商業化的擴大，民間開始違反禁令流行起使用銀。如此一來，國家也無法逆轉這股趨勢，加上試圖削減徵稅時的輸送成本，便打算從向來的徵收實物（本色）轉換為徵收白銀（折色）。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江南官田一部分開始徵收白銀，接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北京武官們請求以白銀支付俸給，一口氣加速了稅糧納銀化。在華中、華南，一部分稅糧以米四石＝ 銀一兩的比例徵收，也就是所謂的金花銀。

在此同時，社會上早就跳脫元末的實物經濟，移向白銀經濟。在背後予以支持的，自然是國家的財政政策。與開國之初相比，徵稅、勞役在項目數或絕對數量上都明顯增加。雖然比稅糧稍晚，徭役中的里甲正役（上供、公費）也開始納銀化，一般稱此為里甲銀，依地區不同又稱綱銀（福建）或均平銀（廣東、浙江）。

另外，向有力家戶課徵不規則、不定量的雜役，亦以正統年間在江西的改革為範本，於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以均衡負擔為目的而向全國實施均徭法。徭役應視各戶負擔能力＝戶則而定期課徵，最後部分徭役也開始納銀化，十六世紀初甚至出現銀差（納銀化的雜役）與力差（實際勞動服雜役）的區別。如此繁雜的徵稅事務，成為後來孕育出簡便的一條鞭法稅制之契機。

無論如何， 在這裡可以斷言的，即是開國之初的稅役徵收系統在白銀經濟發展下被迫做出改變。換言之，國家已經無法如開國初期一般實施統制，而是緊跟在社會變化之後，不得已構築出適合於此的新統治框架。十五世紀中葉以降，這樣的狀況逐漸顯著化。在往白銀經濟移行的過程中，明初體制確實開始鬆動了。

鈔法的失敗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通貨制度上。如前所述，明代在經濟面向上，以南北同等支配為目標而發行了不換紙幣的大明寶鈔。其有一百文至五百文五種、一貫（一千文）等總計六種額度，在此以下的金額則使用銅錢。寶鈔的比價為鈔一貫＝銅錢一千文＝銀一兩＝米一石，但因其為不換紙幣，不久價值便下跌，永樂五年（一四○七年）與米的比價降為三十分之一，對銀的比價降至八十分之一。

由於紙幣是兌換紙幣，若是不時常回收便無法保持價值。大明寶鈔自然也實行了回收政策。寶鈔發行時，規定商稅以鈔七錢三的比例徵收，永樂年間實施戶口食鹽法強制配給食鹽給民眾，代價即是要求民眾繳納寶鈔。但是，由於活躍的對外政策、北京遷都等需要龐大費用，恐怕寶鈔的發行量遠大於回收額。

當時認為「鈔法不通」的原因，在於民間偏重白銀以及寶鈔過剩。關於前者，自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至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的五十多年間七次頒布禁止使用金銀的禁令，積極地試圖將白銀從民間收回國庫。相對於此，後者則是直到宣德年間定都北京、完成南北統一，才正式開始實行回收寶鈔政策。

具體而言，宣德三年停止製造大明寶鈔，透過商稅實行同時回收寶鈔。全國重要的三十三個都市之門攤稅（商店的一種營業稅）提升至洪熙時代的五倍，並向倉庫業者、搬運業者課徵寶鈔。另外，在橫亙北京與南京之間的大運河要衝上設置鈔關，採取向通行船隻徵收寶鈔的做法。這是應對商品生產與流通經濟恢復基調的措施。然而，實際情況卻與政府的意圖相反，招致商業沉滯、物流遲滯等現象。從結果上而言，寶鈔回收政策是失敗的。

說起失敗的根本要因，其一，正因為寶鈔是不換紙幣，故而沒有信用。其二，民間的銀流通以江南為中心擴大，無視禁令而開始席捲經濟界，以致最後在宣德三年兩度發布禁止使用金銀的禁令。倒不如說，明朝轉換以銀為首的財政政策，結果早已可以預見。其在政治上雖然實現南北統一，特別在經濟面向上，卻沒有辦法充分統制江南社會。

戶籍制度的變化

顯示明初體制鬆動的徵兆，除了上述幾項，還有其他。原本開國之初所定下的戶籍制度，不單只是表現職業的區分，更是為了提高掌握人民與稅收徵收效率，而以各個職業選擇編成種種社會身分。各個身分之間的移動是被禁止的，對各戶則課徵徵收實物及實際體力勞動。

對應於鄉村的里甲制度，都市的住民被編入坊廂制。尤其是手工業者（匠戶）被登陸於匠冊，在首都乃至地方都市的官營工場從事無償勞動（匠役）。官營工場包括兵部、工部、內府等所管轄之兵仗局、織染局、銀作局等多數地方，以匠冊為根據而派遣手工業者到各類工場。製品的原料以租稅為來源，製品則供作以皇帝為首的貴族、官僚等的特權階層或給朝貢國之賞賜。

匠戶從一開始便苦於徭役的過重負擔，加上官僚或胥吏（官府的吏員）、衙役（官府的雜役夫）的中間榨取，就役者的罷業或逃亡，早在宣德年間就開始顯著化。為此，十五世紀後半開始，政府以納銀免除勞役（班匠銀），再以此向民間購買絹織物或陶磁器等製品，以補不足部分。和民戶稅收徵收系統一樣，匠戶的匠役也在納銀化風潮下不得不做出變更。

這類變化在軍戶也是同樣的情形。本來為了服軍役，軍戶每戶出一名軍人，一百一十二名軍人組成一個百戶所，十個百戶所組成千戶所，五千個戶所再組成一個衛所（五千六百人），此即衛所制度。以衛所最高層指揮使為首、下轄千戶所的千戶或百戶所的百戶等衛所官，指揮衛所軍。為統轄衛所，各省設置都指揮使司、中央設置五軍都督府。洪武年間，全國有三百二十九個衛所、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個，軍人人數在永樂年間最多，有兩百七十多萬人。

在衛所實行自給自足的屯田（ 軍屯）， 洪武、永樂年間全國的軍屯規模約八、九十萬頃（ 一頃約五． 八公頃），供應軍人糧食綽綽有餘。然而，到了宣德、正統年間，衛所官們將軍屯劃為私有地、使喚軍人而壓迫其生活，軍人逃亡現象也開始顯著化。正統年間（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逃亡軍人人數已達一百二十多萬，到了十五世紀末弘治年間（一四八八—一五○五年）據說更有開國初期軍隊人數的十分之六、七步上逃亡。

軍人逃亡顯著化的正統年間，明朝開始實行募兵制，以補衛所制度之不足。但是，募兵是一種傭兵，國家必須支付其口糧或生活費，不知耗費了多少銀兩在軍事費用上。而且，分配給衛所的銀兩也會被衛所官剋扣，軍人們困窮至極下又再迫使更多人逃亡。到最後，軍戶的改變也與銀流通有關。

移行至白銀經濟過程中的十五世紀中葉至後半，明初體制在諸多面向上受到社會的挑戰。過去依靠國家統制的社會隨著白銀經濟進展而出現獨自動向，突破了堅固的明初體制。國家主導的政治體制與社會主導的白銀經濟正面對峙。在這樣國家與社會的相剋中，如何應對明初體制的動搖，正是明朝的課題之一。

※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檀上寬

1950年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天下と天朝の中国史》（岩波新書）、《明の太祖 朱元璋》（筑摩學藝文庫）、《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永楽帝――華夷秩序の完成》（講談社學術文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譯者簡介

郭婷玉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合著《圖解臺灣史》、《圳流百年》，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合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