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評介《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在世界史上，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至1324年）無疑是最偉大的旅行家之一，據稱他於1271年隨著父親尼可洛（Niccolò）及叔叔馬費奧（Maffeo），從威尼斯出發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元代大都，今北京），並且服務於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

此疑問在過去由義大利學者巴德禮—波尼（G. Baldelli-Boni）與英國學者馬爾斯登爵士（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行紀》的學者們於19世紀初期提出。英國學者吳芳思（Frances Wood）於199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則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很快就受到許多中古歐洲史家與蒙古學家異口同聲的反駁，其中又以英國學者彼得．傑克生（Peter Jackson）的論文〈馬可波羅及其「行紀」〉，以及義大利學者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為代表。 英國獨立學者郝史第（Stephen G. Haw）在2006年出版的專書《馬可波羅之中國：一位在忽必烈汗國中的威尼斯人》中，基本上也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相當可信。

《馬可波羅行紀》是什麼？

除了歐美學者以外，中國歷史學者多半也反對吳芳思的說法。諸如楊志玖、蔡美彪、陳得芝、黃時鑒與黨寶海等學者，都曾經從馬可波羅的旅行路線與年代以及行紀中，考察有關中國的記載，並認為馬可波羅的記述可信度很高。 近年來，獨立學者彭海更反駁了過去認為在漢文史料中缺乏關於馬可波羅事蹟的記載，認為《元史．脫脫傳》與《元史．世祖本紀》中提及的內臣「孛羅」即為馬可波羅。

傑克生將吳芳思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首先，馬可波羅在其行紀中並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遊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其次，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最後，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

為了反駁吳芳思的說法，傑克生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行紀》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一）《馬可波羅行紀》是什麼？（二）其撰寫目的為何？（三）書中究竟說了什麼？（四）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傳奇冒險故事的職業作家所作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撰寫目的，傑克生認為《馬可波羅行紀》是由一個傳奇冒險故事的職業作家所作，但是在後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賦予了該書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關於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其內容並非嚴格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組織而成的。

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一事，一直被視為證實《馬可波羅行紀》真實性的有力證據之一。闊闊真一事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前者為拉施特的《史集》，後者則為《永樂大典》（最早由楊志玖所發現）。但是，馬可波羅的名字卻不見於以上史料當中，這點構成了吳芳思不承認此一證據的主因之一，然而羅依果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精確記載了三個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兩人死於途中一事，這點已經足以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

至於馬可波羅之名未被記載之因，羅依果認為這只是說明馬可波羅並不像他聲稱的一般在使節團中有重要地位罷了。傑克生則進一步認為這與中國將外國商人視為貢使的傳統有關，但事實上商人在使節團中只是作為蒙古大汗之商業利益的官方代表，並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會被記載在史料當中。

獲得蒙古大汗的令牌

羅依果認為馬可波羅獲得蒙古大汗的令牌，也是曾經到過中國的重要的證明之一。令牌簡單來說就是聖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徵用他所需要的資源，各驛站也有義務提供使者膳食與馬匹。他同時也澄清馬可波羅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個令牌，而非吳芳思所稱《馬可波羅行紀》中對牌子數目的記載有混亂的情況。

根據羅依果的統計，這七面令牌分別是：1266年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叔在第一趟旅程中從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至1291年波羅一行三人從忽必烈汗手上拿到兩面；1293年三人從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令牌的數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吳芳思認為後來馬可波羅騙了馬費奧的錢而導致爭訟，其中令牌成為兩人爭奪的焦點。羅依果認為吳芳思誤讀了記載，因為原文並沒有提到任何欺騙的行為，純粹是馬可波羅賠償馬費奧在特拉布宗（Trebizond）經商的損失罷了。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到過中國，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他的事跡也不見於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從事的是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並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

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性質，傑克生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即該書是對一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或旅行日志。在許多事情上，《馬可波羅行紀》提供了許多詳實的細節，以至於讓讀者很難相信在缺乏親身經歷者的口述下，魯斯蒂謙能夠編造出故事的情節。馬可波羅也許未曾遊遍中國，但是他似乎確實在中國與印度之間進行過海上探險。

對於他們曾遊歷的地方，相關的記述多半是組織鬆散的。馬可波羅本人、其行紀的執筆者以及後世的傳抄者等人在對中國的描述以及馬可波羅的地位上，確實有誇大其詞的嫌疑，但是這並不能代表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如克里米亞的歐亞邊境。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與稅收方面的新證據》全書共分為八章。首章為導論，說明全書的結構並進行文獻回顧。同時相當全面的整理了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正反意見。包括了《馬可波羅行紀》的作者、抄本流傳、該書的性質、風格與目的、其旅行記錄與數據、還有關於書中為何以波斯語形式記載中國地名、關於蒙古文化與漢文化的記載、忽必烈汗廷中的「拉丁人」身分、馬可波羅是否參加了襄陽之役以及受派到中國各地、任官揚州及回鄉之旅、波羅家族與漢文史料，以及忽必烈汗賞賜給波羅家族的金牌等爭議點，作者都做了很好的整理。

作者簡介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碩士、博士。現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係史，著重於帝國、族群、移民與法制史領域。近年來除了從事學術研究以外，也透過網路媒體，積極推廣蒙古及內亞的相關歷史知識。

本文節錄自《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