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美國砲艦抵達首都江戶 的外海，在一個已經鎖國、切斷與多數西方國家官方關係約兩百年的國家裡，引發了一連串關於外交政策持久且分歧的爭議。

雖然各方建議從姑息到驅逐所在都有，主要政府官員最後仍決定，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軍事上相對強勢的美國人合作。這時，德川幕府面對西方時的無能被一眼看透，民眾對於該政權能否保護並捍衛國家的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助長了激烈的改革。

對於視日本拜倒在西方腳下為恥辱的人而言，尤其令他們無法忍受的，是一八五八年日本政府與數個西方國家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所簽署的所謂「不平等條約」，以及接下來兩年，由井伊直弼大老主導的剷除異己行動。

受到西方強迫打開門戶的煽動，一種初生的愛國主義鼓動以使用暴力的方式，表達對近世國家的強烈不滿。由此導致了這兩百多年來，其中一次激烈的武士叛變行動。

這個反德川幕府的團體被稱為「勤王派」或「志士」，具有為領土或國家犧牲自己的意涵。孔子曾定義「志士」（志士仁人）為：為了美德與仁慈而捨身取義的人（《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德川幕府晚期的日本，志士領袖如吉田松陰等，便描述其黨羽為：在戰爭時期為國家展現他們的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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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年裡，概括吉田的意識形態立場的口號是「尊皇攘夷」。這些概念的知識典故說來話長而且複雜，但主要由十九世紀初的水戶藩學者提出，接著由一八五○年代和六○年代初的重要志士發揚光大。

當中最傑出的，不外乎是來自長州藩的吉田，尤其在一八五八年後他更是大聲疾呼，懇求志士擔任「謙虛的英雄」，並採取行動──德川政權一遭受外侮，就應起而攻擊外國人，藉此逼迫幕府以行動制「夷」。

吉田同時引領自我犧牲且忠誠的「草莾的志士」，呼籲還政於天皇。他並不是光說不練。一八五八年，他密謀在井伊直弼出使京都途中暗殺他，因而遭到逮捕，並於隔年遭受處決。

他的教義在他的弟子中流傳開來，其中至少有十五名弟子成為志士，參與暴力行動，而當中有好幾人──例如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在明治維新與接下來的日本政界扮演重要角色。一如吉田，土佐藩的劍道老師武市瑞山也有一群志士弟子的追隨者，包括知名的坂本龍馬和中岡慎太郎，他們鼓吹使用暴力推翻德川幕府統治，還政權於天皇。 

暗殺是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用來對付外國人，以及在日本領土上，被視為向西方人的存在與要求卑躬屈膝的本國人。歷史學者經常把這些暗殺行動描述為恐怖主義行為。這些象徵性行動確實是意圖引起驚恐──懲罰據稱的日本叛國賊、引發排外情緒、打擊令人反感的條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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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暗殺事件發生在首都江戶，這裡是幕府與外國外交使節官方關係的核心所在。在這裡，志士的典型裝扮是長髮髭面、全身污穢不堪，衣著輕便且隨性，光腳穿著木屐。

一八六○年三月，井伊在江戶城門外遭暗殺，無疑是開了往後數年志士暴力的第一槍。 當時一起採取行動的有十八名志士，一人來自薩摩藩，其他來自水戶藩，他們要懲罰井伊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行為。

同樣在志士受害者名單中的，則是在英國公使館工作的通譯小林傳吉。他因為經常出入滿足外國人情色需求的場所，並以擔任公使館人員的嚮導而為人所知，但是據說引來殺機的，是他和他的英國同僚對著名「四十七浪人」（脫藩武士）石像表現出的不敬。這是否真的為暗殺動機不得而知，因為聽起來比較像傳說，而非實情，但是一八六○年初，小林確實慘死在憤怒的志士手中。

同樣在江戶，一小群來自薩摩藩的志士將目標瞄準在美國公使館擔任祕書和通譯的荷蘭人亨利．胡斯肯（Henry Heusken），他因為本身的語言能力，在協商「不平等條約」中擔任要角。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夜晚，一名全身黑衣的蒙面志士埋伏在一處檢查哨，企圖給予胡斯肯和他的隨行人員致命的一擊。

不久後發現，這些刺客屬於名為「虎尾之會」的成員，該會由清河八郎領導，他曾經設立私塾，讓學生學習中國經典、劍道，並討論政治。虎尾之會由擁抱「尊皇攘夷」理念的清河八郎親信所組成。

幾個月後的一八六一年七月，志士襲擊位在東禪寺的英國公使館。 十四、五名志士突破理應防衛森嚴的周邊地區，直闖公使館內，造成數十名人員傷亡。 在這幾年間，其他志士的攻擊目標還對準一名俄國海軍軍官、一名荷蘭商船船長以及一名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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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志士自認為暗殺行動是英雄行徑，許多外國人士自然是不能苟同的。即便已表明，暴力可因立場而有不同的理解，外國人士依然視志士暴力為恐怖主義，並再次確認日本人的野蠻。

第一位英國駐日本公使阿禮國爵士（Rugherford Alocock, 1809-1897）在談論井伊遭暗殺案事件時，確實認同志士的決心和犧牲精神。 然而，整體而言，阿禮國仍對他感同身受的暴力威脅極為不滿。在一八五九年八月九日提交給日本政府（應該是幕府）的一份聲明中，他力陳外國人所遭受的惡意對待，阿禮國向地主國陳述在江戶危機四伏的日常生活：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公使館官員，不論是英國或是美國，能走出他們的官邸而不受粗魯、無禮，還有近來──尤其最近更是如此──最胡作非為與決絕的人物的暴力所威脅。他們對著走在通衢大街上手無寸鐵的、和平的、不對任何人造成脅迫或挑釁的紳士丟擲石塊、飽以老拳，或者拔刀相向。 

阿禮國說到，永無寧日的危險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冷漠且心灰意冷」，他寫下這段話近乎兩年後，即發生了東禪寺攻擊事件。

在他心中，暗殺事件道出日本人與東方的背信、殘忍以及仇恨。同時也透露出幕府的弱點，無法控制如此不法的行為，尤其是在首都；這種如他所稱的「暴民暴力」，讓人想起過去封建時期的歐洲，而阿禮國宣稱，等同志士暴力的行為是不見容於此時歐洲政府的。 因此對這位英國公使來說，對外國人的暴力攻擊，確認了他內心的想法，即日本人民和政治無法跟上歐洲的文明、理性與進步。

*本文摘自《日本暴力政治：流氓、極道、國家主義者，影響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因素​》，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哈佛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歷史學博士，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

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