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在他的血液裡奔馳著歷史使命感。他後來會成為法國的英雄，完全是一連串的堅持、挫折以及意外。

一開始，戴高樂以為在英國的法國人還很多，或者歐洲有很多人收聽BBC，會有很多法國人支持他的「自由法國」。一九四○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的國慶日，這一天是當年法國大革命的巴士底日的紀念日。結果，即使有邱吉爾的支持，戴高樂能夠號召的只有七千個人，這其實是蠻悲慘的。

更慘的還在後面等著他。德軍在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進入巴黎，法國在六月二十二日投降，這裡頭的問題是什麼？就是法國的軍隊等同是希特勒的軍隊。這時邱吉爾已經看到危險，他很擔心法國駐泊在地中海港口的兩百艘海軍艦艇會被德軍接手。

你必須佩服邱吉爾對這件事情的敏銳度，他沒有沉浸在私人情緒裡，他沒有罵法國人是怎麼回事，全都投降，他也沒有嘲笑。

邱吉爾思考這件事的時間可能不到一個禮拜， 他在一九四○年七月三日──也就是在法國人投降之後十一天──進行一場政治軍事行動，下令突擊法國的海軍艦隊，因為他擔心維琪政府達成和德國的停戰要求，所以在德國人還來不及把駐紮地中海的法國艦隊拿走時，下令突擊摧毀在地中海阿爾及利亞北部海港的法軍艦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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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突擊中，一千兩百名的法國海軍全部喪生。邱吉爾的行動當然震驚全世界，特別是法國，法國人開始痛罵，戴高樂的「自由法國」 運動與英國結盟，英國還攻擊我們法國的子弟，法國人根本不覺得邱吉爾有遠見。

沒有多久，維琪政府果然把大多數的軍隊和軍艦都交給德國，阿爾及利亞北部海港這個地方從此成為最重要的軍事戰略要點。

對邱吉爾來說，扭轉二次大戰情勢是很重要的，但對人在倫敦的戴高樂來說，你可以想像他的政治處境情何以堪。他只是一個接受邱吉爾資助、來自法國的流亡者，他也沒有權利干涉邱吉爾的軍事行動。

然而，整個法國抨擊的對象不是邱吉爾而是戴高樂。戴高樂對於那次攻擊當然很錯愕，他保持沉默五天，但他理解邱吉爾的戰略，他終究還是站在邱吉爾這一邊，他知道邱吉爾的長遠眼光，所以他在廣播裡向很多還可以聽到BBC的法國一般民眾或者在英國的法國人解釋，這場悲劇性的攻擊最終而言對法國還是好的。

當然，他越幫邱吉爾解釋，就越惹禍上身，幾乎所有法國人都痛罵戴高樂。戴高樂曾經非常的痛心，他寫過這麼一段話：「我經歷了一段異常難過的時日，我甚至曾經想自殺。」

對戴高樂來說，他寄以厚望的是留在英國的法國人、或者在法國會偷聽BBC的法國人、或是在歐洲大陸其他還沒有被納粹統治的一些法國人。當他變成眾矢之的，他支持邱吉爾，等於承認他是殺死一千兩百名法國海軍官兵的兇手，他在這群人心目中的地位全垮了。

但你可能聽過人們說，所有的挫折都會以另外一種禮物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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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事件之前，戴高樂一直把「自由法國」的解放運動，寄予留在歐洲大陸或是英國的法國人身上，但事實上支持「自由法國」的人並不多，苛求他、批評他的卻很多。從那一刻起，他的幻想破滅，而且突然發現會捐首飾、捐錢給他的人，是來自法國在非洲殖民地的法國移民，不是來自於英國本土或者是法國本土的法國人。

非洲當地很多人對「自由法國」的運動非常支持，包括法屬的查德、剛果還有喀麥隆，所以戴高樂認為，或許應該轉移陣地，就把總部從倫敦遷到剛果，而且把「自由法國」改成流亡政府。

這個時間點是在一九四○年的十月二十七日，離他被全歐陸的法國人痛罵的時間點大概是三個月之後，離他成立「自由法國」也差不多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戴高樂在法屬剛果成立「帝國防衛委員會」，慢慢的在非洲得到越來越大的支持，從此改變戴高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英雄的地位。戴高樂曾經有一句名言，我想這是他的感慨之一：

一個人需要有宏偉的氣度，才能夠出類拔萃，他的真實價值才能被突顯出來。但是一個人想在社會上獲得信任感，卻是最難的。

為什麼戴高樂此時在非洲成立流亡政府得到非常高的支持？因為同樣在一九四○年的十月，他在一次世界大戰裡聽命的長官、也是逼他離開法國的，同時也是當時維琪政府的領導人，貝當正式和希特勒見面， 兩個人簽訂協議，商討兩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包括把很多軍艦、資源都交給德國的希特勒。

也因為這件事情、這場會面，使得原來痛罵戴高樂的人開始轉而痛罵貝當，並且開始發現邱吉爾當初炸沉法國艦隊之是是明智之舉。

閱讀歷史我們會知道，遠見有多麽困難；而被羞辱或是羞辱他人又是多麽容易。

選對了在非洲的法國海外殖民地為基地之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到了一九四○年底，不管法國境內還是法國境外的地下武力，從七千個人短短幾月之內成長到四萬人。

*本文摘自《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不帶虛名的外衣走天涯──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陳文茜

曾經年輕，不認老去。曾經從政，瀟灑告別權力。曾經文藝，不躭溺文藝。
她的書寫包含世界財經、國際政治、小品散文、女性與愛情、生活感悟及哲學思辯。

人生橫跨學術、電視主持人、廣播主持人、作家、藝術策展人。曾授課台灣大學財經系教授「小人物的國際政治」，在政治大學文學院擔任講座教授，在東海美術研究所教授「儀式美學」，在亞洲大學擔任講座教授至今。
李敖曾經笑她，除了沒唱歌仔戲什麼皆包辦。她回李敖：至少擔任過EMI唱片公司台灣總經理，而且主持一檔「文茜的音樂故事」。

問文茜為什麼轉折如此多的人生，她的答案：我只有一生。問她為何活得和許多女人不同？她説：女人的責任就是悦己。成為公眾人物的她，只為自己打扮，不為他人眼光穿衣。

文茜的座右銘：亂世中，老去時也要當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