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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雪娃

•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孫女

•  199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  目前擔任美國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國際事務教授兼副學務長

•  研究領域為全球媒體與文化、俄羅斯研究、美國政治

在臭名昭著的1857年斯科特訴斯坦福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尼（Roger Taney）裁定非洲裔美國人不是也不可是美國公民，1820年密蘇裡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在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間實現了（實屬不易的）均衡——卻是違憲。許多人將該裁定視為點燃美國內戰的火花。美國最高法院似乎並未從這個錯誤中汲取教訓。

最高法院顛覆政治的權力並不總是那麼顯而易見。1832年，美國首席大法官馬歇爾（John Marshall）裁定喬治亞州所實施的允許褫奪切諾基（Cherokee）人領地的立法違反了聯邦條約，但據說傑克遜總統不滿地說：「馬歇爾做出了決定；現在讓他來執行。」事實上，傑克遜未必說過這句話，但他和喬治亞州確實無視了這一裁定。

但全球而言，法官對於政治制度的顛覆作用可能不亞於任何一場革命——通常產生了破壞而非推動正義事業的作用。1894年，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船長因為捏造的間諜指控而被定罪，這讓法國分裂了幾十年，在一戰前夕致命地削弱了法國（德雷福斯在最終獲得免罪之後，還是參加了大戰）。

1922年，一場煽動性審判坐實了聖雄甘地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地位，暴露出英國司法的騙局。20世紀70年代，南非黑人意識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創始人拜科（Steve Biko）的被捕（以及隨後的被殺）讓全世界意識到種族隔離政權的罪惡，最終讓該政權遭到國際制裁。

在俄羅斯，納瓦尼（Alexei Navalny）——也是遭到了荒謬的指控，隨後是卡夫卡式的審判——可能會給總統普京的政權帶來類似的傷害。多年來，納瓦尼是可稱之為邊緣抵抗運動的領袖。即使在去年被軍用神經毒劑Novichok毒害之後——克里姆林宮指使了這場行動——也只有少數俄羅斯人積極支持他。

俄羅斯人可能認為納瓦尼挑戰普京非常勇敢，包括在德國從Novichok中毒中恢復後回到俄羅斯，並且他現在是俄羅斯的主要反對派。但這一切都是在法院急匆匆判處他在流放地服刑近三年之後才發生，數萬名示威者湧向街頭支持他（或至少反對普京）。

對普京而言，這可能是一次打擊。他只是利用法院讓討厭的反對派噤聲——俄羅斯人對此早已司空見慣。史達林對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y）、季諾維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的表演式審判——都由笑面虎首席檢察官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主持，史達林本人有時候會「垂簾聽政」——殺害（字面意義上）他的統治的所有反對派。

但身為蘇聯KGB官員的普京也知道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普京的家鄉聖彼德堡（時稱列寧格勒）因「社會寄生」（social parasitism）被定罪，並因寫詩挑釁被判處5年重勞力之後發生了什麼。這一事件刺激了一代異見分子，他們催化了蘇聯的解體。

顯然，當法院淪為當局過度伸張的工具時，政權往往會遭到反噬。但這並不是司法顛覆政治制度的唯一方式。法院的裁定也可以破壞民主。

這便是最近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一直在發生的事情。首席大法官小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拒絕終結選區調整（儘管不乏好理由），這直接導致了癱瘓性超級黨爭，並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達到頂峰。臭名昭著的2010年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裁定中，他取消了所有企業政治獻金限制，讓黑金在美國政治站穩了腳跟。羅伯茨還推翻了1965年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的1965年選舉權利法案，讓種族主義選民鎮壓策略（ racist voter-suppression）成為如今眾多共和黨控制州的首選。

當然，羅伯茨並不是唯一做出魯莽裁定的法官。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亞（Justice Antonin Scalia）撰寫的2008年哥倫比亞區訴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的裁定書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個體擁有本人槍支的權利。斯卡利亞的觀點完全沒有說服力。事實上，它完全無視第二修正案的上半部——只有在「紀律嚴明的軍隊」環境下，「人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才有效。

偉大的保守派法學家波斯納（Richard Posner）指出,，裁定是建立在人造原旨主義基礎上的表演秀。其後果是致命的。就在這個月，美國在不到一周時間裡發生了兩宗大規模槍擊案。

所有這些並不是說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司法審查天然反民主。以英國最高法院2019年推翻首相強森在英國脫歐過程中繞過議會的嘗試的裁定為例。這是對民主的強力捍衛，令強森和他的保守黨隨後試圖剝奪英國最高法院在多個領域的裁決權。

重點是司法獨立的民主理想並未排除問責。據說羅伯茨對歷史深感興趣，也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除非他和他的同事開始考慮他們的裁定給真實世界造成了什麼後果，否則他幾乎肯定會與塔尼，而非馬歇爾，擁有同樣的歷史地位。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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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Disorder from the Cour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