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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贊

●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若打算在走馬上任的頭幾個月後調整施政方針，有一個改變方向特別值得納入考量，也就是轉向更務實，帶有較少意識形態色彩的外交政策。

截至目前為止，拜登都將自己的治國能力集中在民主與獨裁政體間的衝突上。上個月底拜登在國會發表談話，將「世界上的獨裁者」確立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對手，並發誓這些獨裁者「不會贏得未來；美國才會。」拜登設想了一場21世紀「民主與獨裁的效用之爭」，並呼籲舉辦世界「民主峰會」來動員與美國理念相近的國家群起對抗非自由的挑戰。

這種方法可能會使美國人團結起來，但卻是一個策略上的失誤。自從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美中與美俄關係就逐漸惡化。中國持續對台灣文攻武嚇，而美中兩國官員在公開場合也經常針鋒相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新一波的軍事威脅；白宮與克里姆林宮彼此制裁，並驅逐對方的外交使節。

考量到這些強權所關切的利益不同，美中與美俄關係間的緊張局勢在所難免。但近期敵對行動的一再升級，提升了包含但不限於外交關係嚴重破裂等情況的風險。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存在共同的挑戰，例如氣候變遷、全球公衛、防止核擴散與管理全球互賴經濟；國家互相敵對，也阻擋了應對挑戰所不可或缺的國際合作。

如果美國宏大的戰略重點在於打敗非民主強權，在任何問題上要跟中國與俄羅斯合作都會變得非常艱難。與其用意識形態抨擊中國及俄國，拜登政府應該分別針對這兩國造成的威脅制定應對措施；與此同時要追求與中俄的務實合作。

就中國而言，美國與它的盟國需要反擊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將關鍵生產鏈調回本土，在關鍵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優勢，並應對中國日益成長的軍事實力。針對俄羅斯，目標在於抑制並制裁克里姆林宮的軍事擴張主義、網路攻擊以及對外國選舉的干預。而且，就更廣泛的層面來說，不管對政治權或人權的侵害發生在哪一個國家，所有民主國家都應該要予以譴責。

但全球化與全球互賴已經無法逆轉，面對目前明確的危機，並不意味著有必要按意識形態劃設一個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在冷戰時期，對蘇聯實行圍堵政策曾經奏效；但這種「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策略在今日並不會達到同樣的效果。蘇聯的經濟規模大概只有美國的5分之3，它從未發展出足夠勝過民主國家的財力。俄國僵化的社會主義與通過脅迫形成的聯盟拖慢其經濟發展，也削弱了它在國際社會上的號召力。

中國則不然；中國的GDP很快就會先迎頭趕上、再遠遠超過美國。中國擁有從上到下的政治與經濟治理體系、技術能力、大量的外國投資，以及野心勃勃的外交手腕（包含中國自製COVID-19疫苗的大規模出口）。憑藉這些優勢，中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享有可觀的影響力。國際社會再也無法回到冷戰時期相互分離且兩極對立的國際秩序體系。

在這個新興的世界中，民主治理仍將保有其固有的優勢：人們偏好自由。但自從美國1940年代成為全球強權以來，中國是美國首個面對的全方位勁敵。而且，由於美國仍需要中國幫助來牽制北韓、抑制全球暖化，還有處理一些跨國事務，美國最好開始著手研擬一份不只是「『我們／美國』對戰『他們』」的策略。

如果美國把政策基礎都建立於民主與專制的衝突上，不僅會讓美國無法制衡中國，實際上更會讓中國透過鞏固與普京的俄國政府的「邪惡」聯盟來負隅頑抗。中俄之間向來有歷史宿怨，而中國崛起自然會驚動克里姆林宮。但為了抵抗它們認知中西方國家的進犯野心，這兩個專制政權反而順勢結盟。

與其讓被排擠的中國跟俄國團結起來，美國更應該讓俄羅斯脫離中國，不讓這兩國舒舒服服的達成聯盟。正如美國自己在1970年代時，為削弱第二世界而向中國遞出橄欖枝，拜登跟他的歐洲盟友們也應引誘俄羅斯「西進」。拜登率先朝該方向邁出一步，表示願意與普京進行夏日會談。當美國選擇跟它不喜歡的政權共事時，它素來保持良好紀錄——儘管要找到共同點並不容易。

若拜登執意死守意識形態，他還需要面臨削弱（而不是加強）世界民主政體間團結的風險。畢竟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的盟邦似乎無心跟中國起衝突。去年12月歐盟才敲定與中國的投資條約；儘管拜登政府一定會反對，且歐洲議會也不見得會批准。南韓、日本和其他與中國毗鄰的亞洲民主政體也同樣對風雨欲來的對峙情勢沒有興趣。拜登如果夠聰明，就不該逼迫盟邦選邊站。

美國的開國元老建議在外交政策上保持耐心跟沈著。長期以來，美國以自身作榜樣，帶領其他國家走上民主化的進程；現在應該重回老本行了。民主國家傳播自身價值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國內顧好，這樣它們最終就可以憑藉比非民主國家更好的表現得勝。美國跟其民主盟國需要持續面對專制政體所構成的威脅，但與此同時，它們也需要為全球挑戰保留空間以利跨國合作。

（翻譯：廖偉丞，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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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Biden’s Foreign Policy Needs a Course Correc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