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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

•紐約大學環境研究臨床副教授

編按：中國熱切支援其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迅速擴張，背後有地緣政治考量。

像大多數有價值的追求一樣，減少碳污染也伴隨著成本。如果不是的話，氣候變化一開始就不會是個問題——至少從經濟角度而言不是問題。但是，氣候變化，及其對我們的要求，也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問題。氣候行動的直接經濟成本已經下降，爭論正在轉向脫離化石燃料、通往低碳高效世界的政治和社會困難。

在經濟成本問題上，氣候行動正變得越來越負擔得起。自20世紀80年代初第一批太陽能電池板進入人們的屋頂以來，太陽能光電（PV）面板的成本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下降了85%以上，到如今降幅更是超過了99%。因此，全球太陽能光電發電迅速增加，預測顯示，到本世紀末，太陽能光電發電量將再翻兩番。太陽能是增長最快的發電來源；風力發電緊隨其後。

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世界範圍內，煤炭仍然是總發電量的王者，石油能源總使用量（包括駕駛、飛行和運輸）也是如此。簡言之，這就是氣候挑戰：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達到新的低點，但較舊、更髒的能源形式仍在普遍使用，而且普遍有需求。最終的結果是明確的，趨勢也是如此：綠色轉型終將發生。唯一的問題是發生的速度是否能快到足以克服氣候不作為的風險。

顯然，僅僅著眼於減少碳污染的成本是不夠的：必須將其與不緩解候變化的成本進行比較。此外，成本並非也永遠不會是平均分配的。 煤礦和內燃機製造商必然要承擔更多的氣候行動成本，而貧困和脆弱的社區將首當其衝地承受氣候無所作為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沒有可比性：無所作為的成本遠遠超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

要瞭解原因，需要從「碳的社會成本」的角度思考，其包括當今每噸二氧化碳排放給經濟、環境和社會的終生成本。計算這個數字並不簡單，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作氣候經濟學的「聖杯」—一個能體現大局的數字。計算中的兩個關鍵因素是每噸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實際氣候損害，以及通過某一貼現率將其換算為美元現值。

對目前社會碳成本的高度保守的估計是每噸50美元左右。我說「高度保守」，因為這個數字來自一個美國政府機構間工作組，其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在十年前設計的。自那時以來，氣候經濟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重新計算這個數字幾乎肯定會產生每噸100美元以上的價格。這意味著，對於像匈牙利這樣每年排放約5000萬噸二氧化碳的國家，將排放量維持在目前水準所造成的損害高達每年50多億美元，約占其2019年預算的六分之一。

儘管碳的社會成本估計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真正的成本幾乎肯定高於目前的估計值，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同時，關於削減碳污染的成本的不確定性則指向相反的方向。能源模型建立者常年高估太陽能光電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從而低估了其部署速度。

原因是石化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之間有著關鍵的差別。石油、煤炭和天然氣是市場價格不斷波動的大宗商品，而太陽能、風能和電池是價格隨時間必然下降的技術。是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尤其依賴於本身具有政治風險稀有金屬投入品，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稀缺性將變得更加可控。

公共政策將在這些動態中發揮核心作用，因為它影響到低碳和零碳技術的供需雙方，在國內和國際上起到胡蘿蔔加大棒的作用。早行動的人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有充分的理由，綠色轉型不僅被視為能源問題，也被視為地緣政治問題。我們正在經歷從石油國家到「電國家的歷史性轉變」。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熱切支援其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迅速擴張，特別是太陽能光電電板、電池和風力渦輪機的製造。這種國家贊助本身也伴隨著成本，但無可否認，中國的產業政策已使其在一些未來關鍵技術上達到了全球主導地位。該國目前生產了70%以上的太陽能光電電池板，約70%的鋰離子電池，以及幾乎一半的風力渦輪機。

與此同時，歐盟更注重需求方措施，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定價和監管，以及低碳替代品部署補貼。這兩種方法密切相關，補貼往往導致更雄心勃勃的定價政策。

綠色轉型伴隨著成本；但他們是非常值得的，與無所作為的成本，這些成本不值一提。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不斷下降並沒有消除氣候變化的政治。但他們確實使我們的選擇容易得多。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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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Climate Tipping Point We Wa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