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馬特
●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Mossavar-Rahmani商業中心高級研究員
●美國總統國際經濟學、貿易和投資前任助理(2013—2015年)
●美國財政部負責歐洲和歐亞前助理副部長(2009—2013年)
現在全球市場的最大的迷思之一是,就算周圍環境正瀕臨混亂或崩潰,市場仍相當活躍,不過投資者在衡量政治風險價格方面,可能要比表面上看來還要理性。如果投資最重要的是關於未來現金流是否折損,那麼必得精準關注這些衡量會被哪些因素影響。
巧妙的是,可能帶來最劇烈、最慘重影響的潛在危機,同時也是市場最容易看穿的危機。
更加危險的是國際全球機構開始逐漸轉變,這些轉變往往可以推翻針對關鍵人員如何採取行動的預期猜想。這些變動或許進展緩慢,卻能從根本上改變風險和潛在報酬的定價計算。
現在的市場從根本因素來看相當容易解釋:收益持續增長,通膨仍在掌控範圍,全球經濟在各面向看來都在同步擴張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新了全球展望,預測明年將只有少數小國出現經濟衰退。儘管主要央行都在計畫或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目前的利率水準仍然很低。
政治危機再怎麼駭人聽聞,也很難改變投資者的經濟計算。即使遇上二十世紀最糟糕的災難,市場也能很快反彈回來。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股市下跌了10%,但不到6周便恢復。同樣地,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後,美國股市下跌了近12%,但1個月後也同樣恢復平常。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遇刺後,股票下跌不到3%,隔天就全部漲回跌幅。
每場政治危機確實不盡相同,但新興市場資深投資者奈斯迪特(Jens Nystedt)指出,最常見的情況是市場參與者能夠憑靠決策者做出應對。
央行和財政部幾乎每次都會用利率調整和財政政策,快速抵消不斷上升的風險溢價(risk premia),而投資者對資產的出價也隨之恢復到危機出現前的水準。
如今,跟北韓的核彈衝突是最大的潛在危機。朝鮮半島公開戰爭或爆發核意外都將引發人道主義災難,破壞與南韓的貿易(韓國是世界第十三大經濟體),並在全世界造成政治餘波。但這災難很有可能只是暫時性,結果幾乎立刻就會顯露無遺。世界主要強權的態度多少會保持一致,大部分的投資在未來現金流上不會因此受到干擾。
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一樣,王儲薩勒曼王子(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最近為鞏固自己的權力,整肅了政府和安全部門。即使沙國突然爆發劇變,改變中東的權力平衡,沙烏地阿拉伯還是會盡力維持出口貨運。如果全球石油動向真的受到干擾,也還有其他產油國和新技術降緩其影響。
委內瑞拉也是同樣概念。該國政治和經濟如果全面崩潰,勢必產生嚴重的地區性後果,並可能帶來更慘烈的人道主義危機,但除此之外,很難對能源和金融市場帶來更廣泛、更具系統性的影響。
這些情景經常會登上媒體頭條,因此事件發生時不太可能被視為意外,但即使是意外爆發的危機,如網路攻擊或傳染病,引起的市場動盪常常也只能持續到投資者重新評估貼現率和未來利潤為止。
相反地,如果被廣泛接受的經濟假設發生改變的話,就很有可能引發跌價風潮,因為投資者將重新評估預期現金流的實際發生的可能性。投資者之間可能會初步意識到成長率正在放緩腳步,或者央行再次沒注意到通膨抬頭的跡象。或者這些變化來得更加突然,比如發現了大量不可能償還的有毒貸款。
新興市場投資者早已熟知,政治變化可能影響經濟假設,但不要忘記,不可預測的衝擊所帶來的風險遠比投資者相信的機構劣化時來得少。投資者相信那些機構能讓不確定的世界變得更容易預測。
例如,土耳其投資者知道土耳其背叛民主使它與歐洲漸行漸遠,並替未來的報酬帶來新風險。另一方面,儘管在巴西持續發酵的腐敗醜聞已經讓一位總統慘遭彈劾,並有可能讓第二位總統也黯然下臺,但投資者認為巴西的機構仍在起作用,儘管處理手法相當笨拙,投資者也會根據這點對風險衡量定價。
因此,現在全球市場最大的政治風險是,那些影響投資者預測的關鍵人士正在進行根本性的調整,當中最令人關注的便是美國。目前在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帶領下,美國正在重塑自己的全球角色定位。
美國退出國際協議並試圖重新談判現存貿易協定,就足以顯示美國變得更加難以預測。放眼未來,如果川普和美國的未來領導人繼續用零和(zero-sum)遊戲,而非合作性機構來與外國交易,面對下一個全球市場動盪期,其他國家將無法擬訂聯合應對之道。
總而言之,美國變得不夠可靠就代表所有國家的貼現率幾乎都將因此提高。除早非投資者的預期發生變化之前,能發生新的經濟循環,否則這將是本次市場繁榮的重點。
(原標題為《The Real Risk to the Global Econom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