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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

●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1947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他的著作《文明考驗》（Civilization on Trial）中曾預言，美國、蘇聯外，已不可能再看到一個強國出現，哪怕中國、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也極不可能。

事實證明湯因比的預言有2個錯誤。第一，蘇聯崩潰，蘇聯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強大；第二，中國經濟正在崛起。中國用了40年的時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逼美國，這超乎湯因比的想像。

不過在當下，崛起中的中國經濟正在遭遇來自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攻擊與技術箝制，而且如眾人擔心的，這種局面似乎正演變成「新冷戰」。問題來了，未來中國會不會像蘇聯那樣倒下？或者步上日本後塵，迎來失落的10年或20年？

美國背離全球化　隱含衰退趨勢隱憂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中國這次成為美國川普政府發起貿易戰、技術箝制目標國家，並非因中國是美國敵人，而因為美國首先改變對全球化、中國經濟崛起的觀念。

這一點是不尋常、不可思議的，多少令人遺憾的。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前就算是美國最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包括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改弦更張，反過來去反對全球化，主張要保護美國。

美國知識界的這一「氣候變化」除隱含說明美國有衰退趨勢外，美國優先經濟政策是否將美國拖入歧途，想必令諸多美國的有識之士深感不安。

那麼，在此背景下，美國與中國的新冷戰是否真會成功抑制中國的經濟崛起？答案取決於我們對中國過去經濟崛起的解讀。儘管各種非議和批評不絕於耳，但實在不可否認中國在比同期絕大多數國家更開放的條件下，成功推行結構改革、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實現高速成長的國家。

這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儘管中國過去成長模式不可避免製造與美國貿易不平衡、摩擦，但如果認為中國僅是想借助於控制匯率，以及一些扭曲政策以獲取更多的出口和順差，那就錯了。

中國成長表現有目共睹　對全球經濟貢獻大

要知道這麼做，對於中國這個大國而言將會是災難性和危險的。國內的扭曲不能說沒有，但總體上是被誇大了，不然就只能相信中國成長是虛誇的。但是當你考慮到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非凡表現和在最短的時間裡實現人類最劇烈經濟轉型這個事實，中國的開放戰略在總體上可能就是相當正面的，遠不是被指責的那些人為扭曲所能概括。

川普政府在指責中國對其維持較大貿易盈餘同時，全然忘記中國的貿易總量有多大，對世界經濟有多重要。

換句話說，中國不僅僅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差」（X-M），從而導致與美歐的貿易失衡，同時也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和」（X+M），為世界經濟帶來繁榮。單單看中國今天可以維持占國內生產毛額（GDP）大約60%的貿易額這點來說，它的崛起就值得世人尊重而不是指責。 對中國偷竊技術的指責一定是假設中國還是一個封閉經濟，還停留在了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

正是基於對中國的持久開放和深化改革的觀察之上，2011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深研究員蘇布拉馬尼亞姆（Arvind Subramanian）的著作《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曾經保守預測，未來20年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對美國在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取代是大概率事件。

那麼，不斷發酵的中美貿易戰是否真會改變這樣的預測結果？該預測是否也會面臨人們先前預測蘇聯時面臨的同樣尷尬呢？

答案很簡單，除非中國被假設為未來有重回命令經濟的可能。事實上，蘇布拉馬尼亞姆為了使預測避免過於樂觀，他有意識地要顯得更加保守以考慮那些不測事件。

中國與蘇聯極不同　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人們當年對蘇聯的看法卻是極度樂觀的，這部分來源於當時的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主義國家思潮的流行，又面對蘇聯的工業與軍事高速擴張的事實，經濟學家嚴重高估計畫者管理經濟的能力並忽略了事實：蘇聯有龐大的和電腦輔助的中央計畫系統、有先進的科學研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良的人力資本，但蘇聯跟今天的中國極不同，它沒有市場制度、沒有分權、沒有競爭、沒有貨幣激勵、沒有資訊的橫向擴散、沒有企業家精神，也沒有與發達經濟之間的貿易，以及通過學習獲得技術進步的開放政策。隨著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以及龐大的官僚組織的本能膨脹，命令經濟運轉失靈的時間就為期不遠。

再說日本經濟。要做出中國會重蹈日本覆轍的大膽預測，必然是要無視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在勞動生產率上與日本的巨大落差這一事實。蘇布拉馬尼亞姆曾明確提到，當年看好日本預測要說有錯，那就是大多數預測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即日本經濟在成長停滯之前從戰後算起已經成長近40年。

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經達2萬6000美元，幾乎趕上了美國3萬1000美元的水準，換句話說，日本在經濟停滯前已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並且已經占到了全球技術的前沿面。考慮到這個常被人忽略的事實，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特別嚴重，對儲蓄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之後的成長降速顯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國今天還需要走完追趕前沿的較大距離。

經濟發展衝擊　中國對應力不容小覷

假定中國繼續保持市場開放和持續的結構改革，即便考慮到今天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影響，把中國未來15年的平均成長率估計在5%以下，仍然缺乏足夠有力的證據。實際上，蘇布拉馬尼亞姆的預測值5.5%的人均GDP成長率，已經把中國未來（到2030年）的成長率比之前20年下調了40%。為檢驗這個下調幅度在歷史經驗中是否還顯得過於保守，他檢查在那些人均GDP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之後，其人均GDP成長率不低於（快於或接近於）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準經濟體。

在6個資料齊備的國家、地區（巴西、南韓、台灣、馬來西亞、羅馬尼亞、秘魯）中有4個這樣的經濟，只有巴西下降了2.6個百分點，羅馬尼亞下降的幅度更大些。儘管樣本極小，但也說明與中國當前階段相似的國家和地區，都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的例子其實並不少見。

即使這樣，人們也會進一步質問，有什麼理由相信中國經濟的前景更像日本、馬來西亞、南韓和台灣而不是羅馬尼亞、蘇聯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除了那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應對衝擊和不測的能力不容低估。耶魯大學已故的著名經濟學家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總結東亞經濟能夠保持長期發展的成功經驗時曾經指出，「關鍵的和具有說服力的一點是，決策者持　久的可塑性，總能在每個可以識別的成長轉型的階段上正對變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變。

中國進行結構調整　需面對經濟下滑風險

由於這個可塑性，整個系統得以避免失去動力並能在每個階段的末尾重新駛入軌道…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戰，每10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變，用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的話來說，這些政策改變是為了適應而不是阻礙私人經濟所要求的變化。要說發展的成功有什麼秘訣的話，那就是避免思想僵化。這就要靠不斷的政策改革，不斷回應大量的分散決策者的呼聲。

在經歷為對應全球危機而實施的超常態貨幣刺激政策後，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全面反思成長模式和進行結構調整是時候了。這需要巨大勇氣來應對因結構調整而造成的經濟下降和痛苦。即使這樣，外部的觀察家如果認為中國還在努力堅持過去的模式以維持成長，那就錯了。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的衝擊很可能強化中國領導人扭轉過去成長模式決心，以更大的市場開放、結構改革來消除尚存的各種扭曲和缺乏效率的投資。因為說到底，中國要追趕上並建成先進國家的初心沒有任何改變。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 Deserves its Economic Success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