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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論壇》翻轉視角:各國政治菁英傲慢 導致民粹主義崛起

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 2018年12月14日 07:00:00

 

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管理近3億3000萬美國人,擁有2億1000萬人口的巴西選出了一個民粹主義新政府,將近1億7000萬歐洲人生活在至少有一位民粹主義內閣成員的各國政府統治下,另有1億多人口的菲律賓和近8000萬人口的土耳其。

 

總而言之,全球目前至少10億人正被各式民粹主義者所統治。

 

收入重新分配

 

人們常把催生「新民粹主義(new populism)」的主因歸咎於一代或幾代人的平均工資停滯不前,在英美等國,收入分配有所惡化,金字塔尖端1%攫取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果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造成了劇烈的痛苦,更強化了一個觀念:華爾街(Wall Street)是市井的敵人,全球政治逐漸變得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這個敘述正確,政策結論就很簡單:把唯銀行家馬首是瞻的官員逐出政府、開始對富人課稅、同時更加激進地進行收入再分配。以為如此,民粹主義就會逐漸消失。

 

但上述論述不論在政治上多具吸引力(或稱為「經濟不安全假設(economic insecurity hypothesis)」),它終究沒有貼近地描述現實,也不符合新興市場的事實,甚至也不符合美國和英國的現狀。 

 

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不久,資料處理專家西爾佛(Nate Silver)指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美國教育程度最好的50個郡中,有48個郡的得票情況比2012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連任時的表現還出色。

 

同時,在教育程度最差的50個郡中,希拉蕊在其中47個郡表現不如歐巴馬,得票率平均退步了11個百分點。《預測誰投給川普,教育指標比收入指標準》(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西爾佛這樣總結。

 

此後,人們做了數百項回歸分析,試圖找出川普的選民分佈或英國脫歐的投票傾向。

 

一項影響力較大的最新文章的標題總結了爭論:《地位威脅,而非經濟困難,解釋了2016年總統選情》 ,另一篇文章的標題亦然,《2016年選舉中的投票變化:種族和移民態度而非經濟解釋白人投票的變化》(Vote Switching in the 2016 Election: How Racial and Immigration Attitudes, Not Economics, Explain Shifts in White Voting)。

 

文化逆襲

 

那麼英國呢?

 

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的研究考察了380個地方,認為教育和人口統計學能夠準確地預測2016年脫歐投票的情況,貿易影響和預算削減程度則對投票結果影響較小。

 

因此,「文化逆襲(cultural backlash)」假設似乎要比「經濟不安全」假設更加令人信服。這一結論不僅限於美國和英國。

 

諾李絲(Pippa Norris)和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研究了31個歐洲國家政黨的表現,認為「總體而言,我們發現大部分一致證據支援文化逆襲論。」

 

現在,你不必瞭解高深的經濟計量學也能注意到,除了在北美和西歐如魚得水,右翼民粹主義所影響到的正是經濟表現異常良好的國家,這與「經濟不安全」假設的預測完全南轅北轍。

 

2010年以來,土耳其經濟以平均每年6.9%的速度增長,菲律賓同期的年增長率亦為6.4%,兩國並不存在經濟停滯。

 

波蘭和匈牙利經濟要富裕得多,因此它們的增長率理應更低;儘管如此,2010年以來它們的年GDP增長率仍然相當不錯,分別達到了3.3%和2.1%。

 

或者我們再來看看相鄰的捷克,它的失業率只有2.3%,為歐盟國家最低,2017年經濟增長率為4.3%,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外來移民,也沒有難民危機,儘管如此,民粹主義政黨在最近的大選中仍然吸引了4成選民,20年來增加了10倍。

 

除了經濟的總成長,上述國家大部分公民都不可否認地要比上一代人的生活水準好得多,1995年,波蘭平均年工資為1萬5800美元,目前則為2萬7000美元,與匈牙利年均工資漲幅相當。

 

巴西是一個不同的例子:它的經濟在2015年和2016年羅塞芙(Dilma Rousseff)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時經歷了嚴重衰退。但在此之前,巴西確實有著相當強大的再分配政策,最先由社會民主黨總統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開始實行,隨後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蕭規曹隨。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魯拉的政府社會專案惠及上億巴西人民,10年前,歐巴馬曾讚譽他是 「地球上最受歡迎的政治家(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on Earth)」。

 

結論已呼之欲出:民粹主義來自經濟收益,而非經濟痛苦。

 

不只是財富重新分配

 

還有最後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如果說民粹主義的崛起反映了對財富再分配的要求,那麼我們應該看到左翼得勢而非右翼。

 

是的,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墨西哥大獲全勝,左翼聯盟(Syriza)仍在希臘主政,我們能黨(Podemos)在西班牙影響力日盛,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也仍在委內瑞拉與自己的人民鬥爭。

 

這些突出的事實是右翼民粹主義者所取得的成功,從美國的川普到匈牙利的奧爾班(Viktor Orbán),從義大利的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到巴西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從波蘭的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到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儘管他們的政策有可能惡化收入分配而非改善,選民仍然對他們高呼萬歲。 

 

所有這些都不是要否認經濟仇恨的嚴重程度,不論是北英格蘭、美國中西部、土耳其東部還是巴西貧民窟,重點是,政治決定了吾人如何處理經濟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轉向闡明「政治沒能有效地管住仇恨(a failure of politics to manage grievances effectively)」。

 

此外,光只強調經濟可能導致自滿,靜待不勞而獲地期待經濟復甦,試圖僅依靠改變收入分配來圍堵全球民粹主義和反自由主義,可能重蹈技術官僚傲慢的覆轍,這些都是必須避免的危險誘惑。

 

菁英傲慢 民粹崛起

 

傳統政治精英似乎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out of touch),想想希拉蕊將川普的選民稱為「一群可悲可歎之徒(a basket of deplorables)」,他們的傲慢只會適得其反。

 

也許選民怨恨政治建制派,可能就是因為腐敗(如巴西和墨西哥)、透過見不得人的選舉獻金贏得權力(如美國)、掌權太久已不再受人歡迎(如歐洲的大部分社會民主黨和西班牙民眾黨)等,細節各有不同,但傳遞出的訊號是明確的:傳統政治精英的諸多犯錯讓他們成了「反建制民粹主義者的墊腳石(ideal fodder for anti-establishment populists)」。

 

因此,固然經濟需要改變,但政治需要改變更多,否則,民粹主義選民未來手上的記分牌會翻得更快。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Populism Is Rooted in Politics, not Econom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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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政治菁英 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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