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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

 

●索羅斯基金、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

我想警告全世界，關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此刻它對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造成莫大威脅。

藉由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研發的監控工具，助長了專制政權。在監控者眼裡，監控工具的日新月異無非是助益，但對開放社會而言，卻是致命的要脅。

中國壓抑對自由的渴望

我現在要談談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一黨專政的統治無遠弗屆，他試圖將所有關於一個人的資訊匯整到中央數據庫，以創建「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 system）」。根據這些數據，系統將用演算法對每個人進行評估，確定他們是否對黨部構成威脅，然後依結果進行處置。

「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全面啟用，但往後的發展清晰可見。在一黨專制國家的利益面前，體系將以前所未見的方式，犧牲個人權益。

這套體系令人髮指、震懾。不幸的是，部份中國人認為體系很誘人，因為它提供目前還無法獲得的訊息和服務，也能保護奉公守法的公民免受全民公敵的侵害。

中國並非世界上唯一的獨裁政權，但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方面，它無疑是最富有、最強大、最發達的政權。對堅信開放社會的人士，習近平是最危險的敵人。但他非孤身一人。威權政體如雨後春筍般在全世界蔓延開來，如果成功它們都將成為極權政體。

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創辦人，我一生致力打擊威權和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宣稱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我相信人們不可能壓抑對自由的渴望。但我必須承認，開放社會目前正面臨嚴重威脅。

我用「開放社會」作為一個正當社會的簡介。在這個社會，法律凌駕個人統治，國家責任是保護人權和個人自由。在我看來，一個開放社會應該特別關注那些遭受歧視、社會排斥以及無法自我防衛的邊緣人。

如果這些新技術為專制政權提供了內在優勢，那麼開放社會又該如何被保護呢？

這是我最關心的課題，也應該是那些跟我一樣，支持開放社會的人所應該一同關心的議題。

尋找開放社會

我深入關心這個問題，理由跟我的經歷有密切關係。

1930年，我是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當德國人佔領匈牙利，開始將猶太人大批運往滅絕營時，我才13歲。我很幸運，因為父親了解納粹政權的性質。他為所有家庭成員以及其他猶太人取得偽造身份證件和藏身處，使我們大多數人倖免於難。

1944年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我從小就理解到什麼樣的政權當政是多麼重要。當納粹政權被蘇聯取代時，我盡快離開匈牙利，前往英格蘭避難。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我在導師卡爾．波普（Karl Popper）指導下，提出了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當我後來在金融業找到工作時，這個框架出乎意料地實用。

框架雖然與金融無關，但是它建立在批判思考的原則上。這使我能夠向機構投資者清楚分析當前通用理論的短缺之處。我成為了一名成功的避險基金經理（hedge fund manager），還為身為全球收入最高的評論家而感到自豪。

經營避險基金不輕鬆。當我為自己跟家人賺進足夠財源時，我歷經了一種中年危機。為什麼要逼死自己只為賺更多錢？我花了段時間深刻反思自己真正關心的事務，並於1979年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und）。我為它設立目標：打開封閉社會、減少開放社會不足、促進批判思考。

一開始，我致力廢除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然後我將心力轉向開放蘇維埃制。我與匈牙利科學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一間合資企業，雖然企業由共產黨控制，但之中的代表人員暗自支持我的努力。意外的成功是我做夢沒有想到的。我迷上了我口中所謂的「政治慈善事業」。那是1984年的事。

接下來幾年，我試圖在匈牙利和其他共產國家複製先前的成功案例。我在蘇維埃帝國成果斐然，包含蘇聯本身，但中國又是另一回事。

中國式的獨裁政權

我在中國的初次努力看起來很有希望。我負籌畫交流拜訪，雙方是共產世界中備受推崇的匈牙利經濟學家與渴望向匈牙利人學習，一支剛成立不久的中國智庫團隊。

鑒於首次成功案例，我向智庫負責人陳一諮（Chen Yizi）提議在中國如法炮製匈牙利的案例。陳先生得到了時任中國總理趙紫陽及其思想改革政策秘書鮑彤的支持。1986年10月，合資企業「中國基金」（China Fund）正式營運。這是一個與中國境內截然不同的機構。理論上來說，機構享有完全的自主權。

鮑彤是首要代言人。但是激進改革的反對派人數眾多。他們聯合起來圍剿鮑彤，聲稱我是中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情報員並要求對內保防偵察局（internal security agency）進行調查。

為了自保，趙紫陽調來「對外」保防偵察局（external security police）的一名高級官員取代了陳一諮。由於兩個組織對等，他們無法干涉彼此的事務。

我贊成這項改變。我對陳一諮一直給予機構人員太多贈款感到厭煩，但我沒有查覺到幕後的政治角力。許多申請人很快意識到機構已經遭政治公安染指，紛紛遠離。但沒有人有勇氣向我解釋原因。

最後，一位中國籍贈款受益人在紐約拜訪了我。自己冒著相當大風險的情況下，他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事後不久，趙紫陽失勢下台，我也以此為藉口關閉機構。

這發生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事件讓機構相關人員的記錄都留下了「汙點」。之後，他們不遺餘力洗清自己的名字，而他們最終成功了。

回想起來，我用中國人不熟悉的運作方式建立中國基金時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那時，贈款會在捐贈者和受益人之間建立起一種羈絆，使雙方永遠對彼此忠誠。

背叛改革

歷史談得夠多了。讓我現在談談2018年剛發生不久，一些讓我感到詫異的事。

當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我遇到了很多居高權貴的人。他們是開放社會原則的支持者。他們年輕時被送到鄉下勞改，經歷比我在匈牙利更大的苦難。我們有很多共同點。我們無一不是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

他們興味盎然聽我說波普爾對開放社會的想法。雖然他們認為概念非常理想，但他們的詮釋與我有所出入。他們熟悉儒家文化，但中國並沒有投票文化。他們的思想含著身分階級，而非人人平等，對在高位者仍是肅然起敬。相對地，我卻希望人人享有投票權。

當習近平遭黨內嚴重反彈時，我並不意外。但我對它的形式感到意外。

2018年在北戴河海濱度假勝地舉行的領導會議上，習近平失了點銳氣。雖然沒有官方公報，但有傳言指出，會議反對廢除任期限制，也對習近平塑造個人崇拜的形象有所微詞。

以我的年紀，那批有心捍衛中國開放社會的支持者大多退休了，取而代之的是依賴習近平升官的年輕人。據說就是（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這樣的退休領導人流出了北戴河會議上批判習近平的消息。

即使批判的言詞並沒有扭轉廢除兩個任期的限制，重要的是我們能意識到這種批判是對習近平狂妄行徑的一種撻伐。他所提倡的「習近平思想」，作為他理解共產主義理論的昇華，已經被拉拔到與「毛澤東思想」相同的水平。習近平是當今最高領導人，也可能一生都是。當前的政治內鬥還未落幕。

（翻譯：王姿云，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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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AI Threat to Open Societ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