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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瑞

 

• 越南記者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越南河內（Hanoi）舉行第2次峰會的5天前，兩位越南前通訊部長遭到逮捕 ，並以「涉及管理和公共資本濫用的違法行為」被起訴。

據稱，這2名官員以超過估值4倍的價格批准一家國有電信公司收購一家私營電視製作機構，讓國家損失了約3.07億美元。

同樣，幾個月前，2名員警部副部長、1名交通部長和1名國家石油公司前任負責人均因向私營企業賤價出售國有財產而遭到起訴。

總體而言，上述案例反映了高水準的國家侵占，一種在前蘇聯國家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亦即，勢力龐大的私人主體利用內部人員獲得對公共機構和資產的控制。

強勢私人企業

越南開始開放經濟時幾乎不允許私人所有權，這一點與北韓非常類似。但在30年後，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越南同樣無法避免追求財富的精英們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有證據顯示，強勢私人企業對國內政策產生了過度的影響。

越南前主席張晉創（Trýõng Tấn Sang）在《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顯示，越南現在面臨比共產黨執政70年以來任何時候都還要嚴重的腐敗現象。「執政者和尋租者相互勾結濫用國家政策，」他寫道。

「他們所安排的商業交易非常有利於某些個人和團體，但卻在擾亂經濟的同時對國家預算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即便如此，越南社會主義治理與市場經濟的混合模式已經被廣泛讚譽為金正恩應當學習的榜樣。在2007年至2017年間，越南的財富總量增長了210%，房地產諮詢公司「萊坊國際（Knight Frank）」的資料顯示，擁有3000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越南人就超過了200名以上。

超富階層成長迅速

僅2000年至2016年間，越南的「超富階層（super-rich）」就擴大了320%，這一速度超過了印度（290%）和中國（281%）。而且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截止2026年，越南的百萬富翁人數將再次從1萬4300人增長到3萬8600人，從達到了170%的增長。　

上述「新貴階層（nouveaux riches）」很大一部分都透過利用治理體系漏洞獲取了財富。

此種「任人唯親（cronyism）」的現象隨處可見，因為缺少有關財產所有權的明確規定，以及公職人員的利益衝突。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政府雇員往往拿著極低的薪水，就算官至總理，月薪也僅有750美元左右。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南共產黨在宣傳打擊「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s）」和挫敗國家佔領行為的同時，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運動。迄今為止，公眾的不滿情緒隨著某些前任高官遭起訴而有所緩和。

全球價值鏈外的危機

河內峰會加上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後，似乎推動更多「境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流入越南，進而導致經濟及政府所承受的壓力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緩和。

但從長遠來看，越共不能永遠依賴這樣的意外收穫。

此外，越南此前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房地產和股票投機，而非建立在製造、技術和其他高附加值的行業之上。但如果越南希望晉級「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並使其經濟發展更具持續性，那麼就必須進行深度的政治改革。

過去3年來，越共的高層思想家一直就如何在系統中引入更多的制衡因素鼓勵進行激烈的公眾探討。除反腐訴訟外，他們還計畫減少國有工資清單所供養的人數，並提高那些續留下來員工的薪資。

在制定全新發展計畫的過程中，越共似乎受到了新加坡和北歐國家的啟發。其目標是從基於廉價勞動力、資本密集型、高污染且以工業為基礎的投資模式逐漸轉型成為基於先進的技術和服務，這將能夠確保更可持續的公平增長。

低估自利的誘因

從公開聲明看，越共領導人似乎已經認識到明目張膽的腐敗和迅速蔓延的不平等已經威脅到他們的合法地位。但目前的執法工作能否導致有意義的政治改革、針對腐敗現象更強有力的保障以及更為明確的財產所有權法規仍然有待觀察。

只有這樣，富人才不必繼續依賴內部人員來積累並保護他們的財富。

越共把絕大部分講話重點都放在政府官員遵從「道德和操守（morality and ethics）」的必要性上。但「自利（self-interest）」是一種強大而無法逃避的人類特徵，這樣一種現實最好能夠得到接受。

透過粗暴命令政府官員以公共責任感為出發點誠實行事，越共可能會錯失建立更為強大、合理的腐敗監督機制的機會。

至於越共的經濟轉型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川金峰會的準備階段，越南總理阮春福（Nguyễn Xuân Phúc）親自為外國記者挑選越南菜肴，這是此前從來沒有過的。

過去，由於外國媒體總是批評越南的人權記錄，越共一直將它們視為避之唯恐不及的威脅。但現在，為了越南建設成頂級旅遊勝地以推動旅遊業的繁榮興旺，外媒卻成為越南政府的首要遊說目標。

走在越南道路上

本周，當金正恩的轎車駛過河內街頭，許多越南人歡呼雀躍，這並非因為他們懷念20世紀80年代的封閉經濟政策，而是因為這一景象令他們回想起1993年至1994年間，越南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談判。

上述外交努力的成功，為許多越南民眾擺脫貧困創造了機會。

但儘管多數越南人享受了多年漸次提升的生活水準，但過去30年的經濟模式卻必須改變。

越南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儘管金正恩和川普未能達成協議，但金正恩仍似乎正在走越南的道路。如果他真的希望模仿越南社會治理和市場經濟的混合模式，由此所帶來的風險他也必須要加以關注。

（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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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Vietnam and the Dilemma of New Wealth》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