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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 中國經濟學會前會長

●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在經歷了令人失望的2018年後，中國經濟似乎有走穩的跡象。

2019年第一季GDP成長為6.4％，與2018年同期相當，但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值的成長超乎預期，增加了6.5％（3月為8.5％）。

儘管正在與美國進行貿易戰，但中國出口成長就算較小，也含有正面的意義。

30年驚人成長

此外，固定資產投資成長了6.3％，較2018年第4季高出0.2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成長最快（11.8％），其次是製造業（4.6％）和基礎設施（4.4％）。

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不僅實現了連續成長，同時也較2018年同期成長，消費一如既往地穩定成長，所有這些數據都激發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在2019年實現GDP 6%至6.5％的指標性成長目標的信心。

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對這個目標範圍似乎很滿意。

有種解釋是，中國的潛在成長率為6%至6.5％，因此也該設定與之相對應的目標；另一個原因是，較低的成長率將為經濟提供更多的結構性調整空間。

在1978年至2008年間，中國的年均成長率達到了驚人的9.5％。隨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成長率從2008年第3季的9.7％，暴跌至2009年第2季的6.6％。

2008年11月推出的4兆人民幣（約合6400億美元）刺激計畫很快讓經濟實現強勁反彈，2010年第一季 GDP成長率達到了12.1％。

缺乏可驗證指標

但自那時起，中國經濟持續下滑，部分因素是政府撤回了刺激計畫。

2018年中國GDP成長了6.6％，即便如此，我們很難將週期性因素和外部衝擊與長期趨勢區分開來，並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潛在成長率確實應在6%-6.5％之間。

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會依據一些例如人口老齡化，環境退化和改革進展不足等長期供給的結構性因素，認定中國已進入以潛在成長率顯著降低為特徵的新發展階段。

每個中國人都知曉，9%至10％的年成長率已成過去，這可能是事實，但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中國的成長潛力實際下降了多少。

例如，這些長期供給結構因素就未能解釋，為何成長率會從2010年第一季的12.1％下降至2013年第三季的7.4％。

中國經濟成長的複雜

不僅缺乏長期結構性因素與實際經濟表現間的因果聯繫；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因素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將GDP成長限制在特定水準。事實上，20年前就曾有人利用同樣的長期性因素警告，中國GDP成長可能下降。

由於中國經濟成長軌跡的複雜性，許多經濟學家似乎都將潛力評估構建於經濟表現之上。

自2012年第二季後，每當中國GDP成長率出現下降（至8％以下），經濟學家們都會宣佈經濟表現終於與潛力一致了。

無可否認，對中國的潛在成長率有著各種估計，從5％到8％不等。但很難確定哪個數值才是可靠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計算長期趨勢時大多數估算都未能充分排除週期性因素。

阻止通貨膨脹即可

這裡的危險在於，基於對潛在成長率過低估計所設定的過低成長目標，將會導致實際成長率下降，對於像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而言，甚至1%的差異都會對整體的福祉造成巨大影響。

許多經濟學家會反駁，指稱保守的成長目標在為結構性調整創造空間方面是有用，甚至是必要的，但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

減少中國對房地產投資的過度依賴也是中國經濟中最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之一，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拉低固定資產投資成長，更別提GDP成長了。

成長更慢的GDP也並非提升金融穩定性的前提條件。

在筆者看來，既然沒人能確定中國潛在成長率究竟是多少，所以最佳策略是：儘量實現高的成長率，只要不至於令通貨膨脹惡化並阻礙結構調整就行了。

取得平衡

儘管2019年第一季的結果確實高於預期，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的上揚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源自於房地產投資的強勁成長，由於中國政府承諾降低的「房地產熱」，房地產投資可能遲早會減弱。

再加上與美國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中國在2019年剩餘時間的出口表現也是極不確定。

為彌補房地產投資下降和疲軟出口，中國必須維持基礎設施投資的合理成長，為此，中國政府應在極低的通貨膨脹下透過寬鬆貨幣政策借助強大的財政實力，追求更高的支出。

對於堅持必須優先考慮結構性調整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財政和貨幣擴張或許已經過時。

但在不妨礙結構改革的前提下，此一手段可以在2019年支持中國經濟表現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所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在兩者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alancing Growth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