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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德

 

● 瑞典前總理

● 瑞典前外交部長

隨著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選舉的臨近，歐洲對未來5年誰將領導歐盟主要機構充滿了猜測。

目前，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格里妮（Federica Mogherini）以及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 Mario Draghi）等職位已開始進行爭奪。

人事問題絕非微不足道。

在政治領域，人格往往能在確定歐盟發展軌跡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因此可謂十分重要。但領袖名號爭奪絕不應當成為主要焦點。有關歐盟2019年至2024年戰略議程的辯論才更加重要。

5月稍早，在羅馬尼亞錫比烏（Sibiu）召開一次非正式峰會後，歐洲領導人將在6月下旬就此問題重新認真進行探討。

歐盟機構吸引了諸多關注，但制定歐盟議程的卻是歐盟各國元首，換言之，透過歐洲理事會運作的歐洲各成員國政府，將會成為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出來後，最值得外界關注的角色。

歐盟的前身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EEC成立於1957年，保障法國和德國的和平是當時的主要目標，因此它首先開始（為德國人）建立工業產品關稅同盟和（為法國人）制定共同農業政策。

上述安排在數十年來始終是歐洲議程的基礎。

而後，當蘇聯及帝國分崩離析時，原先遭困鐵幕的國家想要「重返歐洲（return to Europe）」，之後數年，歐盟為吸納上述國家推行了大規模擴張政策，目標大致有兩方面：一是幫助新成員國實現後共產主義時代經濟和政治發展，二是透過將中東歐國家納入歐盟體系來維持歐洲大陸的和平與穩定。

接下來的後冷戰時期人們對歐盟充滿了自信和樂觀。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盟的戰略使命不再僅僅是維持和平，而是將共用主權和一體化的歐洲模式向海外投射。

據稱，歐盟模式能夠將穩定治理帶給世界各國。

但過去幾十年來，歐盟向外投射其模式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以及經常性移民糾紛爆發後，內部問題已經成為歐盟的主要關注。與此同時，緊挨著歐盟的鄰國已從一群潛在的朋友和夥伴，演變為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帶。

目前，與其說歐洲的戰略重點是「輸出穩定性（export stability）」，還不如說是要在更廣闊的世界中實現對自身的保護。

經歷了多年以內部問題為主的危機管理後，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一直試圖透過推動「具備保護能力的歐洲（a Europe that protects）」，從而將新的活力注入到歐盟。

2019年3月，馬卡洪於《Project Syndicate》發表建立歐洲軍隊的倡議後，歐盟在布魯塞爾的領袖已經秉持這一精神，並在這個全球動盪的年代於保護歐洲的主題下提出了一系列倡議行動。

這樣的保護無疑非常必要。

移民壓力、恐怖主義的持續威脅以及不斷升級的經濟糾紛均需要採取更強有力的政治對策。儘管事實證明解決部分問題時存在爭議和難度，但更大範圍的保護議程正在實施當中。

但展望未來，目前所實行的措施顯然還不夠。

歐洲發現自己身處一個由大國競爭、中國自信高調和修正主義的好戰俄羅斯所主宰的世界之中，更糟的是，在面對這些威脅時，歐洲再也無法指望美國成為自己無條件的盟國和朋友。

歐洲現在必須在：確保自身在全球舞臺上的地位，或淪為其他大國為所欲為的遊樂場間，作出選擇。這是首先要做出的戰略決策，以此為基礎才能發想出其他的政策選擇。

如果歐洲無視或退出這場「從印度阿姆利澤爾（Amritsar in India）到摩洛哥阿加迪爾（Agadir in Morocco）」攪動全世界的鬧劇，它將無法確保其鄰國的和平，並背叛其保護民眾免受外來風險威脅的承諾。

歐盟要想堅持最初的使命（保障內部和平與穩定），那麼就必須成為全球行為者（a global player）。

於是，選擇就十分明確了。

歐洲未來數年的戰略使命必須是確保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處理所有政策和人事問題均應以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為原則。

顯而易見，一位強勢歐洲理事會主席與強勢（外交）高級代表間的密切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兩者都需要動員所有歐盟成員國的人才和資源，以防止歐盟未來的組成被來自不同方向的全球勢力所拉走。

如果歐盟成員國接受這一使命，歐洲將在未來幾年成為全球爭奪的行為者，若非如此，整個歐盟都將發現自己坐在無法控制的旋轉木馬上（on a merry-go-round over which they have no control）。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Europe’s Only Decis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