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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札薇

 

• UN婦女研究部主管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進展頗豐，許多向來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個人和機構，日益認識到市場失靈（failures of markets），承認國家在改善社會經濟結果方面正發揮作用。

甚至國際貨幣基金（IMF）也在討論社會保障的「宏觀關鍵性（macro-criticality）」、累進稅制的必要性、以及（潛在地）全民轉移支付。

但幾乎完全集中在國家與市場的協作對話仍然過於狹隘，很難產生效果，在這方面，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的新報告顯示，特別是具家庭、性別平等作用的社會因素也必須包括在內。　

這兩個因素相互糾纏，性別不平等因家庭的作用而強化，這是（比如）種族不平等所不具備的特徵。還有一個事實讓問題更加複雜：與家庭和性別作用早已不合時宜的相關假定，仍在影響經濟決策。

目前，只有大約1/3的家庭遵守「理想的（ideal）」家庭結構（雙親和子女），而這一結構才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在2/3不同形式的家庭中，大多規模龐雜，包括（比如）姑、姨、叔、伯、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另外約1/4家庭為單親家庭或單身。

此外，在部分地區，幾乎所有人都會結婚，但在另一些地區，婚姻已經不再那麼普遍，長期伴侶也會選擇婚前同居或只同居不結婚。在拉丁美洲、南部非洲和歐洲的部分國家，高達3/4的25歲至29歲非單身女性，選擇與伴侶同居。

上述這些對政策造成了重要影響。

女性壽命較男性更長，60歲以上的族群中，獨居女性人口要比男性多出1倍，她們往往僅能依靠可憐的退休金以及（或者）微薄的儲蓄過活（如果有的話）。

此外，單親家庭（其中3/4是單親母親）陷入貧困的可能性，平均而言要比雙親家庭高一倍，單親家長往往難以在工作和育兒責任中取得平衡。

但即使是雙親和高薪家庭，女性也面臨著兼顧帶薪工作和無薪看護的重大挑戰。全球而言，女性平均承擔了76%以上的無薪看護工作，這是男性的3倍。

這大大降低了女性獲得足以自立的收入的可能性，僅約一半的25歲至54歲已婚或同居女性參與勞動，而已婚或同居男性的同樣比例則接近100%。家中有幼兒降低了女性的就業率，卻提高了男性的就業率。

足以自立的收入能加強女性的討價還價能力，讓她們能夠從暴力關係中脫身，也為晚年提供保障。此外，女性能賺取足以自立收入的比例，與貧困家庭比例呈現負相關。

丹麥社會學家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指出，擺脫貧困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母親有工作（maternal employment）」。　

要加強女性的經濟自主性，首要工作是投資於看護體系，包括「早期兒童教育和看護（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這在發展中國家尤其緊迫，由於缺少育兒工作者，它們的育兒服務供需失衡最為嚴重。

除了讓女性能夠追求經濟機會，高品質的平價育兒服務還有助於刺激就業創造（看護行業內部），構建人力資本（特別是從育兒服務中獲益的兒童）。因此，哪怕家庭內部無薪工作分配較平等，以及帶薪工作對所有性別所要求的時間投入，都仍需要這些投資。

第二項關鍵重點是提供全面社會保障，包括有薪假（從而讓家長照顧孩子，不必擔心與勞動力市場脫節）收入支持。家庭福利（如育兒津貼）能夠降低育兒所帶來的致貧風險，單親家庭應得到額外的支持。

與此同時，全民退休金能夠支撐女性的晚年，她們可能不像男性擁有那麼多儲蓄和資產，但卻活得更長，更普及的長期看護服務、婚姻財產制度改革也有所助益。最後，為了保護女性對共有財產的權利、社會福利和兒童監護權，家庭法和社會政策必須承認同居，而不僅僅是婚姻。

政治領導人應圍繞當代家庭的需要來設計政策方案，以促進女性權利，兒童發展和就業，這些政策還能刺激經濟動力，以及減貧。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ocial Policy Starts at Hom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