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德維斯

 

● 土耳其前經濟部長

●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研究員

史特勞斯

 

●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資深研究員

縱觀歷史，危機與人類進步往往相伴而生。

儘管日益猖獗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可能加深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加速全球化的趨緩，但這次疫情爆發也可能刺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一輪的國際合作浪潮。

新型冠狀病毒病不僅可能成為一場巨大的健康危機，且可能成為一場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機，最明顯的是，它引發了一個問題，即世界應如何組織起來應對流行病的威脅。

這次流行病爆發同樣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這種認知對國際合作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50年來，世界各國之間日益增強的相互聯繫讓商品、服務、資金、思想、資料和人員的大規模跨境流動變得普遍，儘管全球化本身並不新鮮，但當前全球化的規模和範圍之大，讓世界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因而也變得脆弱。

如今的全球社會經濟基礎設施看起來還是像一個「中心輻射型網路（a hub-and-spoke network）」的運作，所有的節點（nodes）間隔非常短，基本功能集中在大型樞紐上。

例如，金融活動集中在美國、中國是世界製造業中心，這種結構的目標是透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優勢來實現效率最大化，事實上，這種結構已說明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儘管它也導致了許多國家陷入更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相關的社會問題）。

然而，互聯互通也帶來了巨大的（但往往是隱藏的）災難風險，這是因為互聯互通增加了統計學家所稱的「厚尾效應（fat-tailedness）」，亦即：金融危機、核子浩劫、敵意的人工智慧、全球暖化、破壞性生物技術和流行病等，諸多本身無法量化的極端事件發生可能性。

由於關鍵功能高度集中，整個網路緊密相連，對美國或中國等中心樞紐的衝擊可能很快就造成系統性和癱瘓性的後果，對中心樞紐的依賴將產生系統性風險，因為樞紐構成單點故障，樞紐和節點間以及二者內部間的緊密互連放大了連鎖故障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源於美國的2008年金融危機如此具有破壞性，以及始於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病爆發迅速會成為全球健康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這場正在演變的災難可能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政治趨勢。

首先，這場危機可能促使各國採取行動以減少全球互聯互通，包括旅遊、貿易、金融、數字和資料流程動等多方面的聯繫，在許多領域，人們將本能地要求更多的孤立。

但透過全面孤立主義來尋求保護將是不理智的，並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確實可以採取臨時措施來説明圍堵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威脅，例如：關閉學校及企業、禁止公共集會、在危機持續期間限制公共交通等措施拉長社交距離。

這種嚴厲的措施將在短期內產生高昂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並帶來不可否認的現實和道德挑戰。

事後看來，這些措施可能是極度不必要的。

但正因為人們無法預測新型冠狀病毒病的擴散，這場危機需要及早採取積極行動，正如數學家和風險專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指出的，由於（經濟）指數成長最初看似具欺騙性的線性成長，決策者當下的「反應過度」不僅是有理的甚至是必要的。

這是一種戰術考慮，而非戰略考慮：目標不是促進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而是形成更好的穩固性（robustness），當風險具潛在破壞性時，系統生存必須取代效率考慮。

例如，這就是為什麼宏觀審慎的緩衝措施，金融部門提出更高的資本要求是可取的。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與氣候變遷間的明顯相似性正在變得更清晰明瞭。

這兩個現象的特性都包括湧現性、路徑依賴性、反饋迴路、臨界點和非線性，兩者都包含了由極端不確定性所控制的災難性厚尾風險，並需要避免依賴已知概率分佈的傳統成本效益分析，而應大力緩解風險，以減少風險破口。

而且，更重要的是，兩者都強調需要更密切的前瞻性國際合作來應對全球威脅。

事實上，要求加強全球合作是當前危機中可能出現的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政治趨勢。

雖然這一開始聽起來可能與對目前全球化的高度懷疑態勢不符，但必要的改革實際上可以綜合這兩種趨勢：傳染病大流行的預防、控制是一項全球公益事業，需要加強全球協調，具備可適應、臨時和具協調性的脫鉤（decoupling）。

首先，引入全球「斷路器（circuit-breakers）」有其必要，這種斷路器可以在早期隔離系統風險，阻止系統風險蔓延，如果前述機制是明確、透明和預先設計的，並嵌入合法化不斷更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中，那麼它們將是最有效的。

例如，在全球商定的預警系統和行動門檻的支援下，各國政府可以制定並透過共同議定書，在可能發生大規模流行病的情況下實施暫時的旅行、貿易限制。

此外，國際社會可能希望在包括金融、價值鏈、食品供應和公共衛生在內的複雜系統中建立「功能冗餘性（functional redundancy）」，以防止中央樞紐成為瓶頸，並確保單一故障不會導致系統崩潰。

儘管這將導致部分以犧牲效率、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為代價的再製造和去集中化，但目標並非自給自足，而是透過多樣化降低風險。

人類必須組織動員起來，以減輕與氣候變遷、流行病、生物恐怖和不加監管的人工智慧相關的額外風險（tail risks），儘管這需要歷史性的飛躍，但重大危機往往會為激進改革打開政治空間。

恰恰在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退卻之際，或許新型冠狀病毒病所帶來的恐懼和損失，將鼓勵人們努力創造一個更好的全球化模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 COVID-19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