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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可莉

 

● Aspen New Voices研究員

● 感染伊波拉病毒痊癒者

6年前，伊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蹂躪西非，伊波拉是種高傳染性的致命病毒，但如果國際社會能夠毫不遲疑地提供所需的支持的話，疫情的經濟和人道成本原本可以低得多。在面臨迅速傳播的武漢肺炎（COVID-19）時，政府和國際機構有可能犯下同樣的錯誤。

伊波拉病毒在2014年7月開始在奈及利亞散播，一位被傳染的賴比瑞亞男子飛抵拉各斯（Lagos，奈及利亞城市），我是當地的一名醫生，當他前往我的醫院就診時，我們完全沒有準備。

事實上，我和我的幾位同事隨後也被感染了。

但至少這是一家私立醫院，擁有相當多資源，包括流動水資源和醫用手套，此外，當懷疑染上伊波拉時，我們的醫務主管懂得立即聯繫州衛生部門、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立即動員資源。

最終，奈及利亞的伊波拉疫情在93天後獲得控制，8人死亡，其中包括部分與我關係密切的同僚，我幸運地活了下來。但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的疫情更糟，由於衛生體系孱弱，資源不足，前述國家急需國際支援以防堵疫情。

但當支持最終到來時，總體而言太少且已太遲。

2014年4月至10月間，聯合國通過中央緊急回應基金（CERF）動員了1500萬美元，但到2014年8月，圍堵疫情的預計成本高達7100萬美元以上，一個月後（僅一周就新增700例新個案）成本增加到了10億美元。

在缺少足夠資金的情況下，醫院的病床和隔離治療設備不夠，無法收治所有受害者，伊波拉受害者的親屬別無選擇，只能違抗政府命令，將仍有傳染性的病死屍體棄置街頭。

最後，在2014年9月，聯合國制定伊波拉緊急響應任務（UNMEER）擴大醫護措施，為響應者建立共同目標。到同年12月，捐贈國和組織承諾28.9億美元資金。

但即使是這些慷慨的承諾，也無法按計劃兌現：到2015年2月，只有10億多美元真正落實防疫。

如此差距並不令人驚奇。

根據樂施會（Oxfam）的資料，捐贈人的恢復資助承諾平均只兌現47%，即使是這一數字也可能高估了受助國所得到的源助金額，這顯示了國際問責制度的嚴重失能。

當承諾無法兌現時，負責籌款的聯合國機構並不會公告周之。

這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撥款的延遲導致疫情惡化，從而增加總成本，當伊波拉最終得到控制時，已經過了3年，各國花費較2014年9月預估時高出5倍的金額，近1萬2000人因此死亡。

歷史似乎在武漢肺炎身上重演，且規模更大。

傳出疫情的國家已包含全球總人口半數以上，一旦衛生體系較弱的非洲國家（特別是人口稠密城市）出現疫情，感染人數恐將倍增。

認知到此風險，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Tedros Ghebreyesus）已要求撥款 6.75億美元，為不堪一擊的全球衛生系統做好應對武漢肺炎的準備，但是，直到2月底，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是唯一回應這一要求的組織，它提供了1億美元的捐款。

按此速度，待援助姍姍來遲時，非洲和其他地區將有不計其數的感染病例。

2014年至2016年間的伊波拉疫情突顯出全球回應公衛危機的兩個事實：緊急情況期間的籌資極少能夠發揮作用、涵蓋從颶風到乾旱的CERF不足以獨力撐起。

因此，國際間必須成立緊急紓困基金的專款應對疾病爆發，並由捐贈過、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源源不斷提供資金。

這不是慈善，而是自我保護（This isn’t a matter of charity, but of self-preservation.）。

病毒不會理會國家邊界，我也曾以為身在奈及利亞的我不會染上伊波拉，但我「中鏢（contracted）」了，當義大利北部爆發武漢肺炎疫情時，世上大部分人想必也不會想到竟會進行封城（ lockdown）。

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可能能夠對武漢肺炎傳播採取強力有效的應對，但許多國家無法，當病毒傳播到無力抵抗的國家時，很快的，有能力的國家也將力有未逮，簡言之，「人人安全」或「人人自危」（no one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病毒的傳播速度比政府或國際籌資的動作快速許多，因此，確保疫情風險最小化的最佳機會在於足夠的應急紓困資金隨時到位，在疫情爆發後立即分發。

如果伊波拉還沒有讓人類學會此一教訓，那麼武漢肺炎肯定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Preparing Africa for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