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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瑞爾

 

• 德國前副總理

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領導下的美國並未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對抗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使得對抗疫情的全球奮鬥四分五裂，比起歐美各國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主導權爭奪，美國與歐洲間圍繞著疫情的沉默更顯示了所謂環太平洋的共同社群根本是空談。

更糟的是美國更是將疫情訴諸於陰謀論，正當中國宣稱新冠病毒是美國軍方的實驗室為了打擊中國的崛起所研發出來的，川普當局也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激起了地緣政治上的不滿情緒。

於此同時，為了讓自己在這場疫情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國向各個受災國家提供援助，此際向義大利、西班牙或非洲提供援助的，竟然不是美國或歐洲，反而是中國在派遣醫療團隊與補給。

中國正在取代西方國家的國際領導地位，這是以往難以見到的。

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的大蕭條（Great Recession）間，中國還不是很強大，美國也還沒那麼自我中心（self-centered），當那些金融投機者把自己和世界都拖入危機時，20大工業國（G20）的財政部長就迅速召開會議。

反觀疫情至今，除了一些虛擬高峰會（virtual summit）外，G20的國家都還沒能發揮如同當初的角色。

不過甚至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中美兩國之間的敵對關係就已經對歐洲的國際角色至關重要。顯然在一個只有美國與中國主導的G2世界裡，歐洲將會被邊緣化。

然而，歐洲的前景卻與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有直接關聯。

不過歐洲的國際角色如何，也取決於他們如何處理新冠肺炎的危機。疫情正在削減歐盟的統一性，甚至到了一個即將崩潰的地步，歐盟至今近乎是慘敗。唯獨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有所行動，就像10年前的歐債危機一樣，歐洲中央銀行「無所不用其極（whatever it takes）」的政策穩定了貨幣，也向會員國提供他們需要的流動性。

然而時至今日，不論是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或是歐盟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都還沒參與任何可以相提並論的事。相反地，當倫巴底大區（Lombardy）的大批居民瀕危之際，德國卻禁止對義大利出口醫療補給品，義大利人大概也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就是太平時期的多邊主義造成的後果：歐洲與國際只有在不用付出任何代價的時候可以合作。

德國的政治人物尤其想要吃「歐洲自助餐（Europe à la carte）」，當景氣好的時候他們要讓德國成為出口強國，從邊境開放與零關稅貿易中獲利，但在危機時期卻要轉而向內。

這正是何以歐元區的各國財政部長在最近對義大利與西班牙的聯合救援上沒辦法達成一致。

簡單來說，新冠肺炎不是唯一威脅歐洲的疾病。

正當義大利和西班牙竭力在對抗疫情，歐盟卻屈從於數年前感染了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老樣子「我國優先（my-country-first）」病毒。對於歐元區國家的經濟支援，必須要該國施行重大改革後才能被批准的這種想法，實在是政治上難以理解地愚蠢。

人們只能期待各國領袖會比他們的財政部長還要聰明，就像2015年歐洲處理難民危機那樣。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所有甚至包括那些歷來反對債務主權化（debt mutualization）的德國經濟學家，現在都提出相反的建議，畢竟義大利和西班牙沒有辦法承擔那些對抗病毒以及穩定國內經濟的財務負擔，他們需要歐元區各國分擔必要的債務，無論人們要稱其為歐元債券（Euro bonds）還是肺炎債券（corona bonds）都沒差。

歐洲與國際間都還有時間改變路線，但或許新冠肺炎危機最危險的後果，是居民唯一的護盾只剩國家自己。因此新冠肺炎不只威脅著人民，也威脅著國際合作的計畫，這當然也包含了當初為了終結這塊大陸上好幾世紀以來的爭戰，苦心成立的歐盟。

歐洲能否戰勝危機、維持團結，並發揮重要的國際角色，將取決於他們是否能用別的方法取代「有能力時先救自己（save yourself if you can）」的敏感神經，而這只有在大家都對歐洲的未來負起責任時才有可能被找到，如此人們的社會才會走向正確的道路。

當然，這也代表著往未知的方向前進，這需要勇氣。

人們沒辦法概括的回答每個問題，但藉由克服新冠肺炎的危機，歐洲將有機會重塑自己，吾人絕對不能糟蹋這個機會。

（翻譯：沈威宏，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Lethal Threat of COVID-19 Isolation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