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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

 

●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 花旗集團前首席經濟學家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值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退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他的很多政策建議卻正在世界各國成為真實。

緩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的社會隔離舉措已破壞了生產、家庭收入鏈，但這種社會隔離的有效性卻受到缺少恰當醫療保險、充足病假工資、失業補償或其他形式收入支持或儲蓄勞動者的威脅。

這些人會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工作，儘管存在健康風險。

全民醫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哪怕是在美國，幾乎只有桑德斯一人在全國政界人士中宣導全民醫保長達數十年。

與此同時，全球、國家、地區和地方供應鏈的中斷正在強化新冠肺炎危機對勞動力和家庭消費所造成的第一波供需衝擊。

所有這些實體經濟衝擊也正在金融系統內部造成混亂。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需要發揮關鍵作用，防止無序的金融市場增加非金融企業和家庭所承受的負擔。最低限度，央行必須介入確保關鍵市場擁有充足的流動性，包括政府債務、商業票據以及由住宅和商業抵押貸款等關鍵資產所支撐的證券。

但同樣重要的是，各國央行必須保證，家庭和企業流動性不會因為具有自我實現性質的恐慌性提款而瀕臨枯竭。

在適當情況下，可以為財政刺激措施（從直升機上撒錢（helicopter money））提供貨幣融資，從而使原本可能受到主權債券市場約束的政府不至於束手無策。

話雖如此，央行並非解決企業收入短缺和企業破產風險，亦或家庭收入中斷以及與抵押消費和學生債償還問題相關的合適機構。

誠然，透過購買高收益企業債和低評級商業票據，央行可以暫時接過部分負擔，但防止經濟災難的重任始終應當由財政當局來承擔。

具體到新冠肺炎病毒危機，確保每個人都能迅速接受新冠病毒測試需要得到公共資金和授權。

鑒於各國爆發疫情的節奏並不完全一致，全球合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歸根究底，政府需要承擔所有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治療（包括住院治療）費用，只有國家政府才能籌集到如此規模的資金。

同樣，國家還需要為因危機而失去收入的勞動者提供全額補償。

為維持總需求，政府可引入某種臨時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說，只要危機繼續，每位成年人將定期收到一筆現金匯款。就連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領導下的美國也誤打誤撞地採納了這一明顯的緩和性舉措，在最近2.1兆美元的救助計畫中，年收入低於7萬5000美元的每位成年人將可得到1200美元的補助。

但即使政府提供收入支援，企業仍有可能出現嚴重的收入短缺，因為危機破壞了勞動力、國內及國外需求以及所有層級的供應鏈。

在這方面，政府可以充當最後買家，或者向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提供信貸或信貸擔保援助，上述信貸可以立即或等危機結束後，即刻以無表決權優先股的形式轉化為股本，從而阻止整體經濟向中央計劃經濟的轉變。

獲取這裡羅列的各項財政支持不應當設置資格限制。

大企業就像中小企業、個體戶或臨時工一樣，容易受到需求不足和供應鏈中斷的影響，而且儘管因為擁有獲取銀行貸款和債務市場准入的優先管道，他們或許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暫渡難關，但也不可能永遠堅持。

鑒於疫情爆發前非金融企業不斷累積的債務，如果沒有國家干預，人們很容易看到新一輪企業違約和破產潮上演。

這次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仲介機構並不是危機的製造者，但它們將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危機，而且隨著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情況的惡化，它們也將成為國家救助和援助計畫的候選對象。

戰時市場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所熟悉的指揮方法：例如川普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迫使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3M公司生產關鍵物資，很有可能在危機結束後依然延續。

最後，新社會主義還將具有國際性。

例如，義大利將需要歐洲央行或歐洲穩定機制，或者通過發行歐元區新冠病毒債券來提供支援。

縱觀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外債市場已限制了不少國家提供財政支持的能力，吾人需要透過發達經濟體提供更多外國援助來解決這樣的限制，包括針對性地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採取這樣的對策不僅道德正確，而且經濟合理。

正如新冠肺炎危機發展軌跡所表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被迫臨時讓位給旨在恢復家庭和企業收入鏈的臨時社會主義形式。

人們將看到這次社會主義實驗的結果，是否會持續到疫情結束之後。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Pandemic Soci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