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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列斯尼可夫

 

● 卡內基莫斯科中心資深研究員

35年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被任命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

「他們對戈巴契夫寄予厚望」，時任戈巴契夫首席顧問的知識份子切爾尼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日記中寫道，他指出，蘇聯需要的「無非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

「謝爾蓋耶維奇（Mikhail Sergeyevich）明白這一點嗎？」　

可以肯定的是，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政治、經濟結構重組）和開放政策（透明和開放）帶來了眾所期待的革命。經歷了20年的停滯，這個老年政府不到3年便有3位領導人相繼去世（俄羅斯冷笑話稱，這是一場「靈車競賽（hearse race）」），人們開始尋求改變。

俄國人相信，戈巴契夫能夠實現此一目標。

戈巴契夫對西方的第一次主動示好助長了當時所謂的「戈巴契夫熱（Gorbymania）」，這種熱潮不僅席捲西歐、美國，在蘇聯國內更是如此，企盼這位當時魅力四射的新領導者將為俄羅斯人民提供更高的生活品質，與當時東德、匈牙利甚至西歐相媲美。

但這並不意味著蘇聯公民將接受西歐式的政府或經濟。

相反的，他們希望繼續在辦公室裡漫無目的地喝茶，在承擔很少責任的情況下享受大量的社會保障，他們僅希望商店裡有更多的庫存。

相比之下，改革政策的設計者們明白他們正在策劃一場革命。

戈巴契夫於1987年發表的《十月與改革:革命仍在繼續》是為紀念布爾什維克革命70周年的報告，但就連戈巴契夫和其盟友也不瞭解這項任務的真正含義。

戈巴契夫認為，如果列寧主義（Leninism）清除了與史達林的聯繫，社會主義將以更加民主、市場化導向的形式重新復活，不過，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前述目標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

戈巴契夫的革命非但沒有恢復列寧主義，反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和蘇維埃帝國的滅亡。

社會主義和蘇聯改革間的緊張關係，意味著戈巴契夫領導力被深刻的矛盾所破壞，以制度化選舉為例，目的原是利用民主的合法性來鞏固政治領導，雖然民眾和蘇聯改革時代的菁英們對此轉變表示讚賞，但僵化的蘇聯官僚階層卻大力反對，戈巴契夫也沒有兌現眾所期待的承諾。

1990年，隨著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別是來自波羅的海各國獨立運動的壓力，戈巴契夫決定成為蘇維埃總統，但他並未舉行全國大選，而是由人民代表大會（本質上是一個選舉團）選出。

同樣，在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分裂後，戈巴契夫試圖以武力恢復秩序，這種做法與他宣稱的建立一個更加人道、開放的國家的努力根本背道而馳。

1939年《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即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卡廷大屠殺（the Katyn massacre，大規模處決波蘭軍官）秘密協議遭披露後，戈巴契夫為前後矛盾行為付出了更多的政治代價。

戈巴契夫在這場「政治雪崩（political avalanche）」前，假裝管理著實際上急於避免的事情，在被壓垮之前，戈巴契夫其實只能撐一段時間，對保守派來說，他很快成為了反派，一個已失去帝國控制權的毀滅性領袖，激進派更認為他是一個假裝改革的保守派。

當時，連戈巴契夫在1989年結束蘇聯在阿富汗戰爭上的功績，都無法使他保持些許聲望。

儘管如此，到1991年葉爾欽（Boris Yeltsin）上臺時，一切都為時已晚，戈巴契夫改革已使蘇聯走上了解體的道路，這為他在西方贏得了很多讚譽，人們普遍認為他是解放東歐、打破鐵幕、結束冷戰、消除核戰爭幽靈的蘇聯領導人。

戈巴契夫的革命（包括他對許多民主價值觀的擁護）是具有變革性的。

現在看來，也難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寫出《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名著。

然而在俄羅斯，冷戰的結束被普遍視為一場失敗。

想要改善生活品質的民眾必須努力工作，適應戈巴契夫「改革」帶來的新境界，許多人永遠不會原諒戈巴契夫，就像他們不會原諒葉爾欽未能在1992年底前實現富足和穩定的承諾，也不會原諒當年的代總理蓋達爾（Yegor Gaidar）在設計以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所發揮的作用一樣。

時至今日，大多數俄羅斯人仍然認為（也正如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所認為的），在道德和經濟上均已破產的蘇維埃帝國的崩潰是「20世紀重大的地緣政治災難（a major geopolitical disaster of the century）」。

2019年3月，萊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調查顯示，48%的俄羅斯人更希望一切都保持在（戈巴契夫）改革前的水準。

這對普京來說是可行的，他最擔憂的就是推行「改革2.0（perestroika 2.0）」所面臨的壓力，戈巴契夫雖給了人民自由，卻遭受了個人的慘敗，普京始終忙於讓自己在2036年前繼續擔任總統，其實，恰恰在剝奪人民自由。

拒絕遺留的政治遺產將給普京埋下失敗的種子。

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正顯示出一個非民主官僚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度低效，同時揭示社會並非由保守和民族主義價值觀所統一，俄羅斯人要務實得多：他們想要一個能夠可靠地提供基本服務的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普京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正在失敗，戈巴契夫的政治遺產（無論是否願意給予俄羅斯自由）都將在長期內得到肯定。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Victor Who Lost the USS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