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專欄:鐵幕深垂 影響了他對大陸政情的判斷

傅國湧 2017年06月17日 00:00:00

距離1957年整整60年,反右運動依然是一個禁區,不得紀念,不得評論,不得研究。而當初鐵幕森森,兩岸隔絕,也影響了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對此事件的準確判斷。(圖片翻攝自PEXELS)

又是一個丁酉年,距離1957年整整60年,反右運動依然是一個禁區,不得紀念,不得評論,不得研究,依然是鐵桶江山,依然是萬馬齊喑,依然是鴉雀無聲。60年了,血淚的歷史連接著血淚的現實,重讀1957年9月26日胡適先生在十二屆聯合國大會的演講,我發現他當年對中國大陸發生的情況並不真正瞭解,有不少誤判。《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僅這個演講的題目就與真實的歷史有距離,「反共抗暴運動」言過其實了。

 

即使是28年前風起雲湧的八九民運,數以千萬計的國人上街抗議,老實說也並無「反共」的意圖,旅居美國的評論家李劼先生在《百年風雨》中論及,趙紫陽生前所作的秘密錄音為自己、為學生運動所作的最大辯護就是:「沒有人想推翻共產黨。學生沒有這個意思,知識份子也沒有這個意思,他趙紫陽本人當然更不存有這個念頭。趙紫陽沒有說錯。舉國上下,整個學生運動連同捲入的知識份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這場席捲全國、震驚世界的學潮,自覺或不自覺地置於認同黨天下的共識底下。這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喜劇。」換言之,就算1989年也沒有發生過「反共抗暴運動」,更不要說是在1957年,即使儲安平提出了「黨天下」的說法,也是限制在「宗派主義」思想現象的範圍裡,小心翼翼地提些意見罷了。

 

60年前,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足8年,世人對這個政權的認識並不清晰,總是抱有幻想,當時不曾想到突然發生「反右運動」,也想不到接下來的大躍進、大饑荒,更不會想到「文革」,甚至60年後這一切都還不能公開談論。

 

胡適先生在演講中滿有激情,但立論的依據與事實頗有落差,比如他說:「在過去幾個月中,匈牙利事件的影響曾在中國大陸引起了兩個重要的反共運動。一個就是在大學中學的學生中爆發了一個普及全國的反共運動。另外一個就是各大學中以及一些所謂『民主黨派』中的知識份子,在整整一個月中公然批判攻擊中共政權。」60年後,我們看到的歷史資料都證明,學生中質疑、批評的聲音固然有之,甚至也有一些不無尖銳的批評,但要說發生了「反共運動」,並無其事。

 

以北大為例,胡適演講中所舉的例子就有問題,他說5月4日晚上,8千學生開紀念會,「有19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共產政權在學校裡以至在整個國家中迫害自由和民主。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北京大學的壁報就成了學生們自由發表意見的公開論壇。」 他聽到的大概是誤傳的消息,當時北大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馬嘶回憶5月4日晚會上點燃的火把遊行、詩歌朗誦,內容完全是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範圍裡面,張元勳的回憶也是如此,他們都記得火把和詩歌,壓根就沒想到批評什麼。中文系三年級學生林昭那時也沒有不同的聲音,「公開攻擊共產政權」更是無從說起。北大學生真正自由發表意見是從5月19日開始的,但一直是兩種聲音並存,自發捍衛正統意識形態的學生與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從一開始就陣線分明。

 

胡適先生的演講發表之後,《自由中國》半月刊上就有文章詳細介紹,接著有多篇文章呼應他的觀點,也是以「反共抗暴運動」來定位大陸知識份子和學生的鳴放運動,60年前的春夏之交,確實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如同28年前一樣,但參與者包括那些最後遭到整肅、淪為階下囚的代表人物在內,都沒有公開提出「反共」的主張,似乎也沒有這樣的念頭,雖有不滿和批評,但都沒有達到胡適先生和《自由中國》的言論所論及的程度,很不幸的是,他們照樣遭遇了極為慘重的打擊,並不因為他們既無「反共」的事實、也無「反共」的意圖就得以逃脫滅頂之災。這是林昭她們在以後的歲月裡慢慢想明白的。

 

這當然不是胡適先生不尊重事實,而是他得到的資訊不夠準確,鐵幕森森,兩岸隔絕,他在大洋彼岸獲得的資訊有誤。這位立言謹慎,不張狂、不自誇、珍惜羽毛的知識份子,輕易不會判斷失誤,無奈鐵幕深垂,影響了他對大陸政情的準確判斷。60年後,我在銅牆鐵壁之中,想起的不僅是歷史,還有現在和將來,這個民族還將承受怎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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