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第一次出國都是到香港。

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改革開放，那個開放也只是打開一條細細的窗戶縫，看看外面的世界。當那窗戶被輕輕推開時讓我們感覺傾瀉而入的首先是港片和香港流行歌曲。我猜那些是在嚴格審查下，中宣部仍然覺得非常不安，但在所有有危險的作品中最沒有危險的影視歌作品。它們進入中國給我們帶來的仍然是巨大的震撼。

那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色彩繽紛將夜晚照得有如白晝的霓虹彩燈都讓我們這一代所受的社會主義優越論，在這些畫面的衝擊下，幾秒鐘便煙消雲散！而那個取而代之的畫面，那美麗香港的畫面便牢牢印在我的腦海中，就是我在青少年時代的模糊嚮往中的香港。

我當時當然不可能想到，自己第一次離開中國踏上自由的土地，也是到了香港，就像當時很多的中國人一樣。更不會想到，是在逃亡的路上，從一個隱秘的碼頭，在黑夜偷偷踩上她的土地。

關心北京那群孩子的家人

八九年的學運爆發之時，正值亞洲銀行年會在北京召開，台灣代表財政部長郭婉容將到會，這是第一次有台灣的政府官員公開到北京，自然吸引國際媒體關注，而感受到新聞熱點的，又以香港媒體居多。這些香港記者報導亞銀年會拿到記者證，卻碰到學運。因此就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我和王丹每一次的記者會都會有很多的中外記者，但香港記者人數最多，也最積極，積極到有點可怕，搶一個距離稍近的位置就有可能招致兩個香港記者大打出手。

這時的我們，即有躊躇滿志，也同時忐忑不安，畢竟，年輕的我們決定把一個國家的未來承擔到我們稚嫩的肩膀上！

那些努力講著『剖東娃』（普通話）的香港記者們，是在港片、港劇和香港愛國歌手之外，讓我接觸到真實香港的第一群人。而他們是那麼的熱情與真誠！

多年後，有西方學者在回顧八九年學運西方媒體的角色這個學術問題時，很不客氣的批判香港記者的『不專業』，說他們有如粉絲見到崇拜的偶像樂團，毫無新聞專業媒體倫理。

我不同意，至少是不完全同意。

一方面，這些記者與我們這些被採訪者之間的分際線如果有點模糊，那是因為這一群香港人，是當時幾百萬群情激動的香港人之中可以接觸得到北京這些熱血青年的代表，除了是記者，他們還是香港人，而那時的香港人，每一個都把自己設定為關心著北京那些孩子們的家人！

建立共同承擔的家鄉

香港記者以家人的身份接觸我們，但另一方面，還是以專業的媒體人身份，每天發稿，把我們每一天的作為，發回香港，發到全世界！我還記得你們的名字啊，我的香港記者朋友們。我知道你們今天都還艱苦地堅持著新聞言論自由的良知。

很快，香港專上學聯的代表來到北京，而他們來找到我，就是要以同時代青年的身份共同承擔這歷史的使命；香港市民很快組織起的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更是抱持著那種家人的心態，給我們送來帳篷，送來經費。

學聯的秘書長、主席陶君行、林耀強二人當時幾乎每天跟我們這些絕食者、靜坐者摸爬滾打在一起，而他們至今還和我保持著聯絡，因我無法前往香港，所以會常常來到台北與我見面，吃飯、喝酒、也會回首當年不勝唏噓，酒酣耳熱中還能看到當初建立的共同承擔。還有青蛙，蘭菊，你們都好嗎？

他們是家人，是兄弟。他們代表著香港這個我的家人所在的地方，我的心靈家鄉。

而我，心中也一直掛記著我的這個家鄉。

送別梅姑，再臨香港

二〇〇四年，我被獲准進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香港，再一次踏上五星紅旗之下的土地。而那次進入香港卻是抱著悲傷的心情，因為，我是去送別一個家人。一個全香港都當作自己女兒姐妹這樣的家人——我親愛的梅艷芳。

在我抵達赤蠟角機場時，面對大群中外媒體記者，我的簡短演講提到：我心中從未忘記香港給我們的支持，梅艷芳當時引領全香港眾演藝人員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走上舞台高唱一曲『四海一心』，代表香港每一個人所給我們的支持，我們將永生沒齒難忘，永難回報！

梅艷芳是我和香港的連結；多年引領『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持著我們，並在當年策劃『黃雀行動』救我和一班朋友們逃出生天的司徒華——華叔，是我和香港的連結；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直接協助我們的岑建勳——勳哥，『黃雀行動』直接執行者六哥，到機場接我的劉千石石哥，推動『我要回家』行動的朱耀明牧師，民主黨創辦人優雅的大律師李柱銘，Martin，陪我搭機赴港自首的何俊仁律師，以及近年來提醒著我勿忘初心的李卓人人哥，徐百弟徐哥，還有好多啊！他們都是我跟香港的連結，連結的是我的香港，是我離開中國開始流亡，第一個踏上的自由土地的家！

這些年，我去不了這個家了。送別梅艷芳之後，香港變成了我離開中國之後，另一個也回不去的家了。

就如同我無法把我的眼光從北京移開，無法從烏魯木齊移開，我始終也無法把我的目光從香港移開。——而她依然是那麼的美。

那麼美麗的家鄉受到玷污，心中的痛是難以言寓的！

傾聽民主疾呼的香港人

有人說香港人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有人會說這是命運的主宰，那只不過是形容了一下世人皆知的香港簡短歷史——被割讓、被殖民者建設為遠東金融中心，再被歸還，被祖國剝奪了原有的自由、尊嚴和希望。

是，這是香港，但這只是那個家外在看到的情形，這段形容並未提及那些住在那裡的香港人，我的家人！

二戰結束之後，當全世界進入一個嶄新的以民主自由為價值觀和以共產專制為價值觀的兩極世界起，香港人就明確地開始嚮往和追求著自由與民主。

也許這樣的奮鬥歷程在中國共產黨的嚴厲反對之下，殖民者英國從來未敢全面開放；同時作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英國建立了高度法制以維護人權和自由的體制，並把它延伸到了殖民地香港。也許工商性格強烈的香港市民，很多人在自由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並未積極在意民主參與的重要性。

但依然不該否定，在香港始終有人大聲疾呼民主的重要，而這樣的聲音也得到了香港人的傾聽，尤其到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那原本的自由能否繼續維持的焦慮被八九年六四屠殺完全落實。

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即使從那時算起，二十八年的時間，香港人對自由民主的高度關注、高度嚮往、高度支持，往往體現在六四維園晚會以及七一大遊行。

而我，看到的是在那燭火後面，遊行隊伍中一個個臉龐，那是我認識不認識的家人的臉龐。我在那臉龐上看到的是堅毅！

幾年前的雨傘革命，被世界形容為『歷史上最有禮貌的公民抗爭運動』，我在那份禮貌中看到一種對尊嚴的堅持，但當然也看到對未來不明確的局促。我寫了一篇文章，告訴我親愛的香港家人《這激進就是理性》，提醒他們，不能以我們的理性標準期待一個會向北京年輕的生命開槍的政權。

今天的香港，在迎接回歸二十年的時候，香港人在緊緊抓著從手縫中慢慢流逝的自由，讓我想到羅大佑在六四之後為他原版廣東歌《東方之珠》所填寫的國語歌詞：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親愛的香港人，我心靈家鄉的家人們啊，今天我想唱的是：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就像當初你們曾多次跟我們說過：要堅持、要堅強！

（作者為1989年中國六四民運領袖之一，現落籍台灣）

＃本文收錄於《上報》《香港回歸20周年》專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