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世界不平等報告》:你該認識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泰國

Thanasak Jenmana 2018年08月11日 07:00:00

泰國是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僅落後於印尼,而要是算人均GDP的話,則是排名第四,僅輸給新加坡、汶萊,以及馬來西亞。(曼谷街頭/湯森路透)

數十年來,泰國都深為政治紛擾所苦。1990年代初,泰國雖然一度推動民主化,但接下來這段期間卻爆發了兩次軍事政變。近年來,許多泰國和海外學者都認為,這失落的數十年促成了全新的階級衝突,意即1970年代曾力抗軍人政府、爾後不問政治長達三十年的中上階層,如今卻反倒成了反民主的主力,甚至進一步將今天的軍人政權推上台。這種看似前所未見的政治分野,究竟本質為何?最重要的是,泰國政經局勢的不平等情況,對於不久的將來又有何意義?要是能弄清楚這些問題,不但得以進一步理解泰國特殊的政經情勢,也可釐清當地人爭論國家政治困境時會碰上的盲點。

 

在我動筆的此刻,泰國是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僅落後於印尼,而要是算人均GDP的話,則是排名第四,僅輸給新加坡、汶萊,以及馬來西亞。表1便是泰國的國民所得和成人人均國民所得,以及1950年至2016年的經濟成長率。泰國從1950年代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這段期間,表現其實一直不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7.10%。而1986年到1990年間,泰國的經濟成長率更是一度飆升至12%,堪稱當時全世界數一數二蓬勃發展的國家。在1960年到1990年間,人均GDP從3,500美元升至12,200美元,幾乎增加了3.5倍之多。

 

1:泰國的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率:1950-2016

資料來源:WID.world(研究方法請見網站)
在右圖中,為了方便比較各國經濟成長率,1960年各國的成人人均國民所得水準皆設為100。

 

甚至一度要成為亞洲的「第五條小龍」,擠身臺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之列。人民的平均所得水準於此時大幅提升,生活水準得到改善,而貧窮率更於短短十餘年間,便降低了一半──原本1985年還有近70%的貧窮率,到了1996年已掉至35%,後來雖因亞洲金融風暴而一度回升,但爾後又持續下降,到了今天約略是10%左右。

 

不過,儘管貧窮率降低、生活水準上升,打從1960年代起,經濟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也是愈發明顯,一直到1990年代末,都是呈穩定惡化之勢。這個現象反映出了泰國所採行的資本主義是怎麼一回事──部分經濟成長的果實確有落至底層人民那邊,因此稍稍降低了貧窮率,但最富有群體仍享有較大塊的經濟大餅。要解釋這種情況並不困難,畢竟這直接顯示了泰國經濟及政治領域的菁英階層是處於緊密合作的關係,而較為貧困的「大眾」則是給排除在外。不過,真正困難且重要的任務,還是要探究長期不平等情況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探究近來政治參與生態的改變和大眾對於民主體制的看法,如何影響泰國的不平等情形。

 

這篇短文期盼能書寫兩點發現。第一點發現,還處於初步階段。首先,我取得了較過去完整的資料,並做出新的估算。這份估算指出,泰國所得不均的情形至少從2001年起,便呈穩定不變的趨勢,且仍處於相當驚人的水準──過去的研究則都認為所得不均的情況一直在改善,而且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這跟我的估算不盡相同。第二點發現則沒有那麼新鮮,我認為更為公平的經濟資源再分配措施,造成亞洲金融風暴以前、1990年代軍人政權下的既得利益階級的反彈,並最終導致了今天的政治僵局。

 

泰國的不平等情況/金融風暴前的經濟發展情形

 

泰國的不平等情況可說是大幅惡化,這是各界都不會否認的事實。用於判斷分配是否公平(我們這裡談的是所得)的吉尼係數,主要是於0(完全平等)跟1(完全不平等)之間擺盪。泰國自1975年以來,吉尼係數便飛快飆升,一路從0.41上升到1994年的0.54 更多這些估算是基於「家戶社經調查」(Household Socio-Economic Survey, SES)而做,但該調查因為最富有的家戶資料的代表性不足,而飽受批評。因此,這些估算值往往低估了不平等的真實情況。遺憾的是,受限於資料,作者目前無法自行計算2001年以前的數字。。由此看來,也可得知泰國所採行的經濟發展模型,明顯受到區域及國內政經關係所制約。

 

 

現代泰國資本主義的基礎,早在1950年代便已大抵落成,不過此一基礎的設計稱不上是「廣納百川」。當時的經濟成長的動能多集中於外國直接投資(FDI)、國內投資、商業銀行及製造業,也因此製造業的GDP比例越佔越多,而具備技術能力、教育水準符合科技發展需求的人才,則是雨露均霑。

 

但當時絕大多數的泰國人,仍從事封建型態的傳統農業──這也是君主專制下泰國的一大特色。有鑑於此,這種「技能偏向的技術變遷」便成了不平等情況惡化的主因。製造業和銀行業佔GDP的比例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農業,而農業人口的轉型速度卻是慢上了一步。時序進入1990年中期時,農業就業人口佔比跌至50%,而回首1960年代時,這個比例一度高達80%。

 

當然,我並不是說,泰國的勞動人口非得離開鄉村和農業,遷徙到更為進步的城市,並投身產值更高的產業不可。當然,當時很多人還是走上了這條路:他們到大城市工作,匯寄薪資給留在鄉村的家人,偶爾要碰上了豐收季節,也會返鄉幫忙一下,這種工作模式至今仍然如此。但儘管他們來到都市,要是沒能進一步獲得教育、健康照護,以及納入重要的社會安全網,絕大多數人還是會深陷「階級不流動」的困境,難以翻身。

 

在政治的場域上,貧窮族群多半遭到噤聲,難以暢談自己的憂慮,而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和遊行抗議,也通通遭到政府鎮壓、阻止。當時唯一關心「資源再分配」議題的泰國共產黨,也一再受到打壓,在1976年10月6日那場惡名昭彰的「法政大學大屠殺」(Thammasat Massacre)後,他們更是全然銷聲匿跡。

 

行文至此,我們不得不提美國對於泰國這種發展模式的影響。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向許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挹注資金、派遣專業人才,而其中尤以東南亞為重,但這些支持也讓泰國政府得以進一步壓制異議分子。回首看去,泰國當時政經領域的議題空間,完完全全都是給銀行大老、軍方高層,以及技術官僚所盤據。

 

當年的都市中產階級,在轉為近幾十年來的反民主力量以前,其實參與了不少1970年代以降的重大政治事件,甚至可說是支持民主的主力 更多譬如1973年10月14日廢黜、流放腐敗軍方政權的學運、1976年10月6日的法政大學大屠殺,以及1992年的「黑色五月」。

 

然而,他們卻也恰恰趕上了1976年至1990年的經濟擴張期,享受到年均12%的經濟成長果實,而這段期間掌政的其實多是軍方政權。除此之外,這群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恰好回應了產業需求,補足政府和泰國銀行自1978年起至金融風暴這段期間,因為持續祭出財政及貨幣政策,而創造出來的技術人才缺口。不過,有鑑於當時的大企業跟商業銀行,都跟軍政府(雖然期間有幾段民主時期)私人關係良好,這些政策最大的獲利者仍是他們。

 

至於1970年代末起急速惡化的不平等情況,則直接反映了政治局勢的變化。正如Satitniramai (2002) 所言,泰國於1978年所公布的憲法,其實鼓勵了小黨的興起。但小黨一多,不僅代表各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更加不穩定,也意味著人們難以究責政府、政府壽命短暫、效率低落,難以推動和執行政策。不僅如此,泰國中央銀行也漸漸失去了貨幣政策制定的自主權,尤其是設定利率。無論他們要推行什麼政策,都需要泰國經濟部事先核准,而銀行現任及未來的高層都被迫涉入政黨政治,以免自己的位子不保。

 

綜上所述,泰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前的國內政治,多是圍繞著資本家、軍人政權,以及技術官僚打轉,也因此「資源再分配」這回事,從來不是泰國政府關心之事。這三者之間的私人關係,導致了這段期間的高經濟成長果實,一直未能平均分配給各個群體。不過,即將襲來的金融風暴,將會大大改變泰國的政經結構。

 

後金融風暴時期的政經情事、不平等指數穩定停滯,以及政治危機

 

在2001年至2016年間,泰國所得不均的情況,似乎都維持於相當高的程度(見圖3至5)。上層1%和10%群體,分別掌握了17.5%跟48%的所得。這項數字讓泰國成了東南亞區域數一數二「不平等」的國家,甚至放眼世界都是不惶多讓。舉例而言,根據最新的估算數字,中國上層1%和10%群體,在2015年約莫掌握了11.4%和37.2%的所得、馬來西亞的這兩大群體在2012年則分別握有9.1%和22.3%的所得、南韓這兩大群體在2012年分別掌握12.2%和44.9%的所得、印度這兩大群體在2015年分別掌握21.3%和56.1%的所得,而俄羅斯的相同群體則是在2015年分別握有17.9%和43%的所得。

 

至於泰國下層50%的群體,在這段期間的所得占比似乎有所改善,但仍僅佔了約莫17%而已,非常之低。同一時間,上層1%的所得佔比則略有降低,似乎因此導致了後50%群體的上升。但總而言之,不平等情況之所以漸趨穩定,可以歸因於民主化的進程,以及隨之而來的政黨政治。

 

1990年代伊始,軍方未經民主程序即委任蘇欽達將軍(General SuchindaKraprayoon)擔任總理一事,激起大批民眾遊行抗議,爾後則演變為大規模血腥鎮壓。即便如此,這件事可說是彰顯了人民盼望改革、盼望揚棄軍人執政的情緒,而泰國政府於1997公布的新憲法,號稱最具民主之精神,便明確地反映了這番情緒。

 

除此之外,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也象徵了泰國邁入新的世紀。金融風暴雖然讓當時的貧窮率幾乎上升了10%之多,但也大大撼動了曼谷當局和他們的腐敗政策。由於政府方面不斷干涉、介入,長期以來為國家擘劃整體經濟發展的泰國央行和技術官僚,越來越難以伸展手腳,陷入了政黨政治的泥淖。另外,雖然這次受苦最多的是較為貧困的大眾,但中產階級所受到的衝擊,卻也足以讓他們相信是時候「另尋新徑」了。大眾因金融風暴而生的不滿之情,可說是進一步助長了人們認為泰國政經局勢需要根本改革的想法。

 

隨後到來的便是著名的塔克辛.欽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時期,他是當時泰愛泰黨(Thai-Rak-Thai)的黨魁,其「塔克辛經濟學」(Thaksinomics)屢屢引起上層及中上層階級的強烈政治反應。

 

許多人稱他的政治敘事風格為「民粹主義」(populism),而有趣的是,這也是「民粹」一詞首次出現在泰國的公共領域之中 更多事實上,泰文至今皆無文字描述「populism」一詞。該詞首次出現時是採取音譯,爾後則改用「Prachaniyom」這個字。。要是我們視「民粹」為「動員大眾以對抗腐敗的建制派菁英」之意,那麼上述說法並無太大問題,畢竟塔克辛絕大多數的政治立場,都可以如此歸類。

 

然而,誠如Phongpaichit& Baker (2008) 所言,塔克辛最初的形象並非如此。當時他幫自己和泰愛泰黨所營造的形象,便是恢復經濟成長、重塑泰國產業力量的代言人。他唯有在碰上政治醜聞或指控時,才會動用「民粹」的立場,設法取得政治上的正當性,而他確實相當成功。

 

圖3:泰國下層50%群體的收入占比;2001年-2016年

資料來源:作者本人根據家庭調查、稅務資料,以及國民經濟會計帳進行初步計算。

 

圖4:泰國上層10%和中層40%群體的所得占比;2001年-2016年

資料來源:作者本人根據家庭調查、稅務資料,以及國民經濟會計帳進行初步計算。

 

圖5:泰國上層1%群體的收入占比;2001年-2016年

資料來源:作者本人根據家庭調查、稅務資料,以及國民經濟會計帳進行初步計算。

 

然而,無論是否因為僥倖碰上一系列的政治環境變化,塔克辛提出的許多政策,的確減緩了不平等情況的惡化趨勢。當時泰國仍有近半數的人口從事農業,而多虧塔克辛政府的干預政策,主要的農產品才得以維持較高的價錢。這些政策甚至也延續到了今天。此外,1997年的新憲法也間接下放了更多的權力,並且分配了較多預算給各地方政府。

 

有鑑於此,泰愛泰黨的存在,再加上他們動員貧困選民的力量,為泰國帶來了全新的政治競爭,這是民主黨(Democrat Party)等老舊建制派政黨,前所未見的對手。塔克辛政權遺留下來的影響可說相當深遠,這點或許可於不平等程度漸趨穩定一事上,看出些許端倪。

 

2006年,泰國爆發軍事政變,塔克辛政權遭到推翻、泰愛泰黨被宣告解散,但即便如此,泰國的政治圈卻從此不敢輕視這一群草根選民的力量。換句話說,塔克辛的崛起,其實反映出了一群壓抑許久、隨時準備大展身手的群體。塔克辛上台後,發生了兩大現象。首先,他在兩大任期中所實施的政策,後續幾乎不可能有所逆轉。再來,泰國的各大黨派都不得不關注起了「資源再分配」的政策,畢竟1997年的新憲法鼓勵兩黨制共謀,只要贏得這一大塊草根選票,基本上便是注定勝選。

 

不過,此種政治生態也造就了泰國今天面臨的政治危機。大略來說,在1970年至1990年間,享有極大政經力量的中產和菁英階級,發現塔克辛多是爭取貧困選民的支持,便漸漸意識到自己失去了政治的發言權。他們因此改弦易轍,轉向支持同樣不滿泰愛泰黨的軍方與王室勢力,只是這一政治生態的轉變,卻也促成了今天的軍方政權上台。

 

最後,上述說法雖然未盡完整,且有所間接推測,但我們仍可推斷,泰國199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進程,似是減緩了所得不均惡化的趨勢。但這股力量還不足以扭轉頹勢,泰國的所得不均情況仍是世上數一數二糟糕。

 

未來會是如何?

 

軍方政變掌權至今,已經超過四年之久,但目前仍不清楚,不平等的情況會不會有所改善。泰國大選預計明年會登場,然而現行憲法根本上是軍政府的產物,其中規則難稱公正──只是大選贏家仍無疑會取得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個國家仍舊處於政治僵局。泰國左派在意識形態上不斷面臨拉扯,因為窮困階級的選民太過親近為泰黨(Pheu Thai party)──也就是原先的泰愛泰黨。

 

在「左」側的角落,除了仍然掌握泰國北部及東北部票倉的為泰黨,也有打造「第三政黨」形象的新血「未來前進黨」(Future Forward Party)。未來前進黨自詡為「另類左派」(alternative left),但截至目前為止,他們所提出的政見並不符合此番論述。總而言之,在今天的泰國,要真想當個左派支持者,便會不斷陷入意識形態的掙扎之中。

 

泰國的中上階級族群,清楚知道政治跟經濟密不可分,但也認為各政黨和技術官僚是該好好檢視一下其中的「複雜情事」了。一個經濟體要是不加以照顧較窮困的社會大眾,那麼它成長的幅度也必然有限,而泰國要是不去重新評估、改變我們的公眾哲學(public philosophy),那麼便永遠逃脫不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我們最先要做的事情,或許便是不再尋求「怎麼飛速成長」的簡單答案,而是要深入檢視目前政經困境的根本所在。在泰國這片土地上,民主不該是社會的弊病,而該是僅有某些人會覺得苦口的良藥。

 

作者就讀巴黎經濟學院(The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信箱:mark.jenmana@ehes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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