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只有小學程度的習近平」卻有龐大的習思想體系

盧斯達 2019年03月03日 07:00:00

毛澤東秘書李銳曾說習近平「只有小學程度」,但在很多學富五車的人幫襯下,便出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美聯社)

中國政府推出習近平思想App「學習強國」,強制公務員和黨員下載,刷出了幾千萬的下載率。據說「是否下載」會成為「黨官大數據」的一部份,影響考核和升遷。App的內容主要是習近平的演講、演辭、外訪短片之類,還要回答問題,考驗用戶對「習思想」的理解。

 

其實習近平有甚麼「思想」呢?剛剛去世的毛澤東秘書李銳曾經狠批習「只有小學程度」。但領導人是一定「要有」思想的。所以就有很多學富五車的人幫領導人做裁縫,度身訂造一套學問,便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後成為各大學院研究院專門研究的文本。

 

講究領導人思想的傳統

 

中共的幾代領導人,也很講「指導思想」。毛澤東是一代才子,滿腦《三國演義》的權謀、《水滸傳》的中國下層生態;主張「湖獨」的時候是激揚文字的社論家;對馬克思主義有各種發揮;《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對辯證法的演譯;戰略上,有「統一戰線」、「支部建在連上」、「第三世界」、「工農武裝割據」等等發明。「毛思想」是世上最殘暴的思想,但的確是有思想。

 

後來又有第二代的「鄧小平理論」,雖然說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但還是以鄧為核心,而且也是講究「思想」。江澤民也有「思想」,所謂「三個代表」;江、胡則有「科學發展觀」,總是一堆堂皇的名字和主義。其實舉凡政治領導者,都不一定有甚麼思想,他們可能是時勢造成的,或者以槍炮或政治煽動者而上位,只是中國人期望統治者須是飽學之士。馬克思主義講究「理論」,「理論」是統治合法性的來源、「理論偏差」可以成為殺人和鬥爭的原因 (例如指控別人是「修正主義」),這一套和中國古代的聖王主義,極有相契合之處。余英時早前說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均」和「公」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有相通,也是異曲同工。

 

古中國的神話領袖,都是獲得天啟的半神,並且傳授知識造福千萬愚民。「三皇」中的伏羲,有鱗身,創造了高深莫測的「八卦」思想、教曉人民結網捕漁之類,便是「習要有習思想」的中國源頭。後來故事一再重覆。相傳周文王受政治迫害時,寫下《周易》;孔子有思想,沒有權力,司馬遷卻在《史記》留了一篇「孔子世家」,等於追封他王爵尊位。這是神話原型的模仿。因為在神話的理型中,權力和知識/道德/天啟是合一的,但在現實中卻不是,王者和君子總是分開的,因此「孔子世家」便是這個理想的——意淫。

 

中共學者為領導裁製「思想」的模型,在漢武帝的時候已經開始。儒生董仲舒為漢武帝「打造」了一堆五綱五常的思想,談「天尊地卑」、「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將神權、皇權、父權和夫權融合為一,成為一套包山包海的形上政治學,將人倫關係嫁接於政治,為皇帝發明了高山深海一樣的神秘權威和政治合法性,如果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這套可說是「漢武帝思想」。

 

到了現在,不少政治人物即便不是皇帝,也熱愛出書闡釋「思想」,就算是馬雲都有一大堆處世箴言。共產主義是一種「哲學家政治運動」。大家都期待領袖是馬克思一樣的哲學家,所以成為領袖的人都會想將自己粉飾為哲學家。

 

「毛思想」是世上最殘暴的思想,但的確是有思想。(美聯社)

 

崇尚人文理性與極權形成的關係

 

儒家對中國的影響,並不是說那些仁義禮智的個別的道德價值,因為在每個文化中,都會有流派或宗教提倡類似事物。儒家對東亞的影響,在於這套崇尚「人文理性」、崇尚「學問政治」的宏大叙事。他們認為「聖人」掌握了宇宙真理,他又有權力將「好的思想」推到普天下去,世界就會治理得好,一切水到渠成。

 

對歷史作同情的理解,舉凡遠古文明都如此。希羅文化從柏拉圖到歸信基督教之後,都有這種聖俗不分的調調。伊斯蘭理想中的「哈里發」更是如此。只是希羅文化的西方經過世俗化,漸漸不再信這一套神權政治學。領袖可以是私德有虧,也不是完美,甚至不一定很厲害,但正是因為他不特別厲害,甚至柔仁,所以他在那個高位上,才不會害人。社會和其他團體還要用各種規條去限制他,關著他,使他無法濫權。

 

中國政治即使是經過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洗禮,還是充滿神聖感。領袖還是想有聖王的影子,臣民仍然期待他是神聖的、天啟的、滿腹經論的、有大視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講究「理論」,與傳說中的聖人懷有超乎俗世的道德和知識,其實是一樣的模型。古典中國在此看來,本來就有共產革命所需要的土壤。布爾什維克政治領袖對「社會生產關係」懷有超凡認識,能夠將這種「天啟」傳授給其他無產階級,「啟蒙」他們,便是伏羲、文王神話在現代的輪迴。

 

但這知識通常是與現實社會相衝突的,都講求如何激進地改造社會。儒家在春秋戰國時代呼吸階級不要流動,社會主義思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是。有人認為盎格魯.撒克遜式保守主義,特別講究社會自然發展中歸納出來的知識,也許便是聖人之治的對立面。「習慣法」便是不言之教的法律形式。中國皇帝政治作為神權政治(自漢武帝以來)的一種,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樣,皆是天啟或哲學家政治:「真理」透過某些特殊的人,可能是天子或哲學家,而顯現出來,並一舉改變整個世界。

 

所以「中原」是世界上其中一個與「革命」最親密的地方,因此馬克思主義革命在中國火速流行,並且成事,也許在文化基因已經種下了因。

 

堯舜湯武全是亂臣賊子

 

因為這種神聖的叙事,專制甚至極權便是理所當然:思想和德行較低的平民,怎可以限制思想和德行較高的統治者?理論層次較高的領袖,又何須事事向平庸的人民交代?甚至人民自己也心懷愧疚,覺得國家不夠好,是因為政府不夠強大、領袖太多限制。

 

最講究「思想」、「文明」最深密之地,總是養出最多暴君的。而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明圈,好像澳洲、加拿大,又好像少講太多天花亂墜的主義和思想,政治亦比較平穩。產生最多「思想」和主義的地方,例如法蘭西,則是歷史以來最多傷亡的地方。這些「思想」和「理想」,一開始都是無限美好。「習思想」都是一堆偉光正的東西,但事實是如何大家都知道。越講道德,越講文明的地方,就越沒有道德和文明。正如中國大街小巷都是那些關於「文明」的標語。真正有道德的地方,都沒有那麼多對道德和理想世界的「論述」。

 

莊子寫過一個寓言。這個寓言講孔子想做唐三藏,說服魯國盜賊之王「盜跖」棄惡從善。盜跖嘲笑孔子,認為他們這些人談仁義道德,說到底只是為了自己不耕而食卻能錦衣玉食,升官發財,孔子則是一個求官而不得的loser。莊子透過盜跖之口,批判了周人的神話聖王神話信仰,因為周人或者孔子自己,認為「三代」是好的,古聖王統治的時代是伊甸園,古聖王都是德才兼備的,但實情卻都是亂臣賊子:

 

「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黃帝、堯舜、商湯、文武周王,被視為良治的模楷,被鑲入神話之中,但這種信仰正是暴君形成的腳印。莊子透過寓言,直指所有聖王說穿了都只是以下犯上的亂臣賊子。暴君使用性善論、中國式哲學王的概念,去合理化自己擴大權力,最終使紛雜的「中原」不幸走向大一統、以宗教權威腐蝕各國各地的自治,令中原的分立和封建過早終結。

 

中國作為一個隱藏的宗教帝國

 

習近平出版大量「個人著作」,不管是「發展」馬克思主義,還是「秀古文」,也是要打造一個思想學問深不可測的哲王形象,對古聖王的依托。中國人講究學問,從以前的四書五經,到革命時期的馬克思理論,對哲學王的期待可謂一直沒有中斷。到現在,「中國人」理想中的領袖還是德行兼備的半神人。

 

因此,每一個領袖也投其所好,將自己粉飾為哲學王,自比堯舜湯武。人民對於這種知識型統治者的期待,壓倒了善惡的判準。中國文化作為一個體系,從最初開始就不能發展出哪怕只是理念上的對暴君的節制,因為君主「有道」本來就是宗教範疇,等於凡人不可能想像自己去限制和反抗耶和華。所以領袖將自己粉飾得滿腹經論,其底層意義其實是揭示自己作為「第一公民」的唯一性,沒有人或者機構可以節制他。

 

皇帝是負責封禪的,封禪就是代一切人類敬拜天神和地神,其實皇帝首先統一的不是領土,而是統一代理了諸部族的宗教祭祀權,其實他是一個大祭司,之後的儒生則是分享天啟的門徒或小祭司。漢字是神聖文字,等於埃及的聖書體。中華型的帝國其實暗藏埃及式的,神權式的傳統,只是近世學者偏述,把中國文明描述為屬世的、理性的、人文的,其實神權的那一面還存在,只是存在於知識論,只是通過「絕地天通」,收歸國有,作為物理大一統之前的思想大一統。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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