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習近平為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發表紀念講話，除了外界人士重點關注當中「聽黨的話，跟黨走」以及把新時代，中國夢等概念與青年精神接合詮釋的言論外，他還講道：「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

何謂偏激呢？能包容的限度在哪裡？就在他發表講話的前一天，有五名北大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聯，又或近年來中國高校陸續出現了些左翼年輕人參加社會運動，為底下階層發聲，結果都被鎮壓下來，被家長挾回的，失聯的，遭員警毆打的一一俱應。我們也許會認為，習近平講的包容只是中共修辭術的慣話，然而，在中國一直進行抗爭的人士（無論為了個人或社群的自由）都不會對上述講話陌生。當進入一個後極權時代，人們不再被要求表面上劃一式地生活，真實的個人似乎得到了某種釋放，青年，激進，成為了掌權大人在毫無人權保障的制度下施捨寬容的最好藉口。

確實，容許青年激進些許或激進一次，早已成為這個法西斯資本主義社會規訓術的核心，如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工業流行音樂的批判一樣，我們以為每一首流行歌曲的特立獨行，其實背後都深受文化工業資本邏輯的操控，所謂的個性早不復矣。比如在香港這個文化上西化已久的國際化大都市，許多現時掌權的社會精英在近年回應學生參與社會政治運動時所表現出的輕蔑，不過一副當年我也激進我也嬉皮士過但最後發現改變不了，接而覺得被騙最後改正人生態度的嘴臉，是為名副其實的投降主義，對真實問題的關懷終究敵不過現實利益的誘惑，於是乎，「年青時我也激進過一把」自然變為單向度人生後最富話題性的回憶談資。

而這種激進在中國是可被允許的，六四已過三十年，君不見多少當年曾上過街的學生和社會精英，如今回望只覺當時自己的可笑，認為站錯了隊或更贊同今時今日中國的發展模式比比皆是。他們有的已成為中國各領域的掌權者，在這物欲橫流不可勢擋的新時代，參與過八九民運，對於他們和政權這有意規訓人們的意識形態宣傳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廣告，你看，當時的我們多幼稚，去反對一個現時可以令經濟持續增長如此快的政權，但慶幸的是，年青的激進反而使我們更加懂得如何走往後的路。

在今天的中國搞抗爭運動，如果是青年人，無疑會獲得某些「特權」（這當然與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模態的極速發展，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被期望值大大升價有關），假如是第一次被發現在網上寫文批判時政或傳播不良資訊，假如你還是一名一流大學的大學生，乖乖不得了，負責處理你的國安員警網監人員通常先向你表示恨鐵不成鋼惋惜一番的母權規訓話語，然後你的學校老師輔導員家長就順著有關部門「珍惜」你的語氣疏通一番，接著達成共識，雙管齊下地向已經認錯的你，展示諒解如你一般日後可望產值無數權勢的年青人一時激進的包容，不過下不為例。

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廣告是法西斯宣傳，因為它粗暴地為你許諾了一個烏托邦終點，從不容事物真實性的涉入（為什麼不顯露真實的問題？為什麼不就我當時提出來的問題討論？），那麼，青年，容許些許激進，這套新時代資本主義規訓術應驗得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望五四一百年，不難發現當年影響青年甚深的梁啟超所寫如「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等表達一種線性進化論的言論可笑之極，但就像王汎森先生近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裡所分析道，這「意識到什麼是什麼」「in terms of」式的轉喻是一種具有說服力的思考框架，在此轉喻中，鄰近代替了相似，任何東西只要在空間上與替代物接近，它的名稱或主要的方面都足夠用來指代，至於一切確實問題的對錯真假都不在關注中。

例如當時左翼文人宣傳道：青年苦悶的原因可全歸於社會整體，問題徹底的解決系於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而解決整個社會問題要靠主義。煩悶的真正解決要緊靠著主義，讓主義帶領人們，充滿內心，指導公私領域生活，並成為時刻不可或離的資源。從而，主義也支配了人們的生活，中共後來極權主義的生成與這樣的思考方式休戚相關。可悲的是，百年過後，已是執政黨的不再「革命」者，主動搬出這險惡的轉喻，以體諒青年人些許激進，一時想不通，可包容的規訓模式，力求將社會最可能的異議思考柔化消解於所謂的正路之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