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大法官許玉秀所發起的模擬憲法法庭，2016年邁入第3屆，此次主題探討的是近來備受關注的轉型正義議題，本屆模擬法庭於13日針對李媽兜、杜孝生案件，進行言詞辯論，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了來自德國、智利、南非、波蘭的學者分享他們國家所經歷的轉型正義，並提出他們對於轉型正義的憲法鑑定意見。

這4位國際學者分別為德裔犯罪學及國際刑法專家卡爾史戴特(Susanne Karstedt)、智利憲法學講座教授科索(Javier Couso)、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葛斯東(Richard Goldstone)和波蘭現任大法官祖比克(Marek Zubik)。4位學者的共通點除了在於對法學有深入的研究外，另一個共通點就在於，他們各自代表著4種不同國家的轉型正義經驗。

研究全球轉型正義後國家

德國學者：台灣機會早已成熟

德國學者史戴特研究族群滅絕和大規模暴行後的轉型正義，其中包含了紐倫堡大審後，國際轉型正義對受難者由缺席到現身、沉默到發聲的重要意義，以及法律制度在記憶政治上的角色。

史戴特的研究發現，對於轉型正義後的國家來說，能夠清楚的觀察到國家暴力影響的減少，然而，對於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轉型正義的工程並未帶來顯著的效果。

不過，史戴特也表示，在亞洲歷經轉型正義後的國家當中，台灣人民對於司法體系和警察制度的信任度，高於其他國家；而台灣在民主進程的過程中比起其他國家，也相對穩定。因此，史戴特認為，台灣擁有良好的機會，能夠在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同步進行司法上的改革。

沿用舊時憲法

智利轉型正義過程一波三折

1973年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契指揮軍隊包圍總統府拉莫內達宮，推翻當時的政府，展開他對智利長達16年半的軍事獨裁統治。而在智利經歷民主化後，與台灣情況一樣，並沒有制定新的憲法，而是繼續使用舊時的憲法，也因此造成了轉型正義上的困境。

對此，智利憲法教授科索認為，在憲法指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阻擋某種轉型正義的情況，而這樣的情況，在從威權社會到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更可能發生，例如智利軍人專政的皮諾契將軍曾透過憲法免除自身對侵害人權的審判。

因此，科索認為在沒有制定新憲法的情況之下，面對一個保障過去威權體制的憲法，轉型正義能做的就是透過新的司法官，用新的方式來釋憲。科索強調，唯有重新解讀條文，才能夠確保障人權。

40餘年種族隔離

南非還給人民單一版本歷史

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葛斯東指出，1995年，南非成立了真相和解委員會並打著「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的口號，用和平的方式促成轉型正義的意義，並還給人們單一版的歷史。

不過，葛斯東也提到，對於任何要做轉型正義的國家來說，其實都是一個艱難的困境，因為過去的加害行為是舊政權所做的，即使在新的政府上任後有心要處理，但往往受於國家財務上的困境，使得許多國家在經歷威權統治後，首先以經濟發展作為復甦國家的政策方向，而對於在過去受到破壞的受害者的補償，往往不是政府的優先順序。

葛斯東說，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委員會，對於現在的南非人來說，將會出現兩個版本的歷史，一個是受害者的，另一個則是南非白人的歷史。

東歐民主化先鋒波蘭

現任大法官看台灣轉型正義

1989年，波蘭國會舉行部分選舉，65%席次保留給波蘭統一工人黨，僅35%由民眾自由選舉，雖然不是全面改選，但卻代表著了波蘭人民脫離共產黨領導的開端。而在此之後，波蘭展開了一系列的轉型正義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進行去共黨化和除垢(lustration）政策。

然而，這樣的人事除垢並未徹底清除共產勢力，主要在於經濟問題上的困境。對此，波蘭憲法法庭大法官祖比克表示，波瀾的經濟在1989年處於崩潰狀態，當時負債嚴重，有許多經濟復甦、年金給付的問題要處理，所以當時政府施政的優先順序為經濟，因此並沒有撥出預算去處理轉型正義問題，只能透過日後政府的作為，一步一步為二戰時期波蘭的受害者平反。

綜合上述4位學者所提出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有學者強調轉型正義的意義和必要性，也有學者提醒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而這些，都是台灣在未來面對轉型正義的過程中，需要謹慎與多加留意的地方。

13日當天，4位分別來自德國、智利、波蘭、南非的學者分別針對轉型正義議題提出各自的看法，並希望做為庭上大法官判決的參考，而模擬憲法法庭將在12月底做出判決，更多資訊可上模擬憲法法庭即時資訊更新平台查詢。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分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