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不斷延燒，美國醫療體系終陷入崩潰邊緣，除了公布病例數字超越中國以外(注：中國官方數字固不可信)，醫療物資見底也令應對疫情殊不樂觀。在此以外，朝野發生兩件值得留意的事。

集體訴訟

美國本土興起就疫情爆發針對中國的訴訟，具體如下：

Larry Klayman向德薩斯州北部區域法院提告，稱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為中國研發的戰爭生物武器，無論是否有意釋放都屬違反美國法律、國際法及公約規範，故此將中國政府、中共解放軍、武漢病毒研究所列為被告，要求法院審理並求償20萬億美元。

律師Matthew Moore也代表數名當事人向佛羅里達州南部區域法院提告，指控中國、湖北、武漢政府及各級衛生和緊急部門「從事超危險活動」構成過失行為，引致人身傷害、死亡、精神痛苦及公眾滋擾。

之所以到聯邦法院遞狀求償，把中國一干政府部門列為被告，基於散布病毒或無效防治對人身安全、業務生計帶來損害，用意是造成既定事實。循「不告不理原則」，必須經原訴人提出控告國家方能追訴，否則檢察官不可主動偵辦。若經由聯邦法院受理案件，那麼未必參照國際法的原理原則，依照美國既定司法程序判斷，立案機會不小，也有許多先例可循。

國會兩項決議案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H.Res.907：由共和黨Jim Banks、民主黨Seth Moulton共同動議(Moulton後來撤回聯署)，譴責中國政府於疫情爆發初期對醫生、記者的政治審查及拒絕美國CDC提供的協助，並要求北京公開聲明無證據顯示存在中國以外的病毒來源 — 包括美軍散布的陰謀論，以及敦促世衛收回支持中國防疫反應的誤導言論。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S.Res.552：由共和黨Josh Hawley提案，支持國際調查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的處置方式，以及其後續對美國及其他國民的影響。Hawley更揚言，中國必須為助長疫情散布的謊言和欺騙承擔責任。

美國國會的簡單決議案(Single Resolution)，有別於表決通過就成為實然法律的聯合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或法案(Bill)，一般跟進是發表聲明或建議採取某項行動，並無法律約束力，表達共識多於實際作為。

雖則如此，在此敏感時刻提案無疑是釋出訊號，一如上述民間興訟，旨在「造成既定事實」，為將來立法甚至進一步採取外交行動背書。

防疫 — 貿易以外的兩國角力

本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確認美中首階段貿易協議有所進展，但中方能否持續採購及其他協議內容頓成疑問，至少武漢肺炎至今並未成為美方豁免中方條件的理由。況且萬事莫如防疫急，當前能否從中國購得醫療物資比履行往後的貿易義務重要得多 — 不幸地，美國暫時有心無力。

舖陳究責的政治姿態，由是變成關鍵。

到底疫症份屬天災抑或人禍？中國外交系統刻意提倡「美軍播毒」的陰謀論是否祇在轉移公眾視線？美、中官方的唇槍舌劍是否僅止於無聊罵戰？更可能的是，彼此正不斷累積「相罵本」(吵架理據)，將這場人間浩劫視為未來大國博奕的新戰場。

綜上所見，無論COVID-19這種新病毒是否人為製作，其蔓延皆有人禍成因：

發源地無疑是中國，中共政權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農曆春節的社會維穩，自中央到地方政府未有盡力防範擴散，減緩衝擊

沒有及時公開資訊，反而隱匿真相，並審查懲處知情人士

東窗事發後仍唱好防疫成就，連結國際組織大外宣，令國際輕忽疫情

近日無論在G7峰會抑或聯合國安理會，美國都設法喚醒各國：不要忘了我們今天的痛苦，中國才是始作俑者。故此，疫情過後向中國索償及究責，不但是表面的量化國民健康及經濟民生帶來的創傷，或者從中國身上榨取利益填補經濟損失，更大的框架是國際爭端缺乏有力組織仲裁與制衡之下，如何尋求秩序重整，以及警示參與全球治理但同時忽略責任的惡果。

歸根究底，習近平要實踐口中的「命運共同體」，必須蛻變成認真盡責、公開透明的政治體制，方能保障國民以至全球人類的生命安全，而不是祇知輸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之類虛妄價值觀，或者耗費資源蠶食鯨吞境外勢力成為壯大自身的爪牙鷹犬。但觀乎今天中國，顯然遙遙無期。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