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以來，全球化無論是經濟、社會、科技與氣候等非政治面向面臨轉折，國際格局亦呈現潛在大國崛起挑戰現有秩序的試探，有許多潛在危機尚未取得多數主要國家的共識與諒解，在2020年又出現超越SARS疫情規模的新冠肺炎，加深全球化的挑戰與危機。當前的國際格局正面臨著自冷戰結束以來備受挑戰的時刻，作為超級強國的美國客觀上面臨中國的追趕，在軍事層面的後來居上又以海軍造艦速度與航太領域格外明顯；國際制度中也主動卸除以往扮演的作用，整體而言更傾向於維持自身安全，不同於冷戰時期以積極擴展權力以維持體系的平衡的態勢，也使得國際多邊合作機制缺乏強權的支持，許多既有的制度與共識面臨挑戰。

地緣政治風險日增   切莫「超前佈署」

從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格局來看，整個世界島的心臟地帶有著上述提及的伊斯蘭國與恐怖主義交織難解的難民問題，即使是作為地區性強國的德國，也難以獨力面對伊斯蘭移民造成的複雜挑戰與問題，還需要謀求與南歐各國在現有的國際建制下進行合作。位於歐亞大陸另一側的中美兩國，也在東亞邊緣地帶上反覆著自克林頓政府以來積累的貿易爭端，日韓兩國在中美經濟和安全的槓桿上勉力平衡。東南亞各國在顯著的軍事力量差距下，同時得面對中國從資源的控制和經貿依存度等層面的交互作用，中國得以在秩序和自由之間的巧妙地維持「鬥而不破」的動態平衡，使得東南亞各國一手接受中國的好處，同時保留選擇的空間。坐落於相同地緣格局的我國，若在817萬人的意志下選擇了沒有轉圜空間的「一面倒」，是否也已做好成為地緣衝突前線「突出部」的「超前佈署」準備？當前美國已無同時發動兩場戰爭的構想與能力。

擁有相同文明脈絡的歐盟各國與美國從空巴補貼、Google和Apple的反壟斷等爭議上互有堅持，然而在面對中國問題時卻是在大部分的意見上有著共同的前理解，這種基於文化與文明的前理解對於中國的認知是基於相異文明之間的差異性，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更顯而易見地歐美各國反思「西方缺失」（Westlessness），西方國家在國際戰略和全球化退卻的同時，中國卻相對地推進，法國憂慮西方越來越無法按照其價值觀來塑造國際秩序，美國則認為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威脅規模更為明顯。

「美國優先」的指導下使得美國陸續卸下大國的道德責任，安全上退出《中程導道飛彈條約》使得現有的國際安全機制互信逐漸薄弱；退出非政治性的《巴黎協議》使得全球氣候問題缺乏大國的保證。美國也持續減少各種形式對盟邦的協助，並要求盟邦負擔自身的防務與美國的駐軍費用。這些迎合國內民粹的舉措使得反全球化和國際體系出現的缺口得以被中國切入，這從從內而外自為自在形成的「西方缺失」（Westlessness）才是現象本質，中國外部的「滴水穿石」只是順勢而為。

中國「銳而不能」

況且西方對中國「軟實力」或「銳實力」的評價失焦，未能注意到中國在推進東西文明「視域融合」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試誤的階段。中國忽略從國際漢學研究等更文化性的理論高度開展至行動層次，使得大型基礎建設存在「過硬」和不接地氣的問題，過度的民族主義使得以文化和經濟前導的「超軍事實力」出現「銳而不能」的狀況。雖然能在非洲或部分國家雖可穿透政經菁英的結構，但是未形成足夠的動能在社會主流或次主流的意見，特別在多元社會的西方民主國家容易被社會本身的能動性沖淡或批判；底層的文化工業也未能形成對歐美消費市場具備故事性的商品，相對於日本商品在歐美市場的影響力以及完整的生態圈，騰訊等巨頭也未能在歐美市場成功詮釋中國故事，仍然停留在併購的資本操作階段。以至於上層的政經菁英內心對中國總有防範，普羅大眾在不理解和被煽動下與極右派甚至是新納粹合流。東西文明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行動，作為中西文明與地緣交匯的我國，或許能從文化甚至意識的層次聯結中西裂縫。

美國的矽谷思維在推動的新創風氣的同時，卻未能確實的改變全球性的資源分配問題，並且忽略了西方文明的人文主義傳統和公民價值，以至於未能還原當前全球化現象本質，反而是在舊有的階級上創造新的貧窮因子，面對差異的文化脈絡卻是使用資本工具採取異化的過程；這導致人工智慧與生物科技的法律與道德問題仍在未能走向康德的理想範式，在朝向「烏托邦」的路上也未能真正將生產資源和資本去中心化，以及深思人不再作為勞動人的道德問題和需求。2018年美國對常春藤盟校對於「白人至上」的控訴仍在持續，其實也不過是重現1862年加州州議員利蘭·史丹佛（Amasa Leland Stanford）禁止華人移民卻又苛刻對待上萬名建造鐵路華工的片簡，回顧當代「美國優先」所反映現實主義的原則，為保持霸權地位而致力於增長權力，提供公共財和國際制度地維持是相對的削減自身的權力，使得小國只有扈從才能求取生存，甚至連文化層面也是。

資本主義為主的西方社會除去東西文化道德議題上的矛盾，以美元為主的國際金融體系面臨連續的寬鬆政策、區塊鏈科技創造的虛擬貨幣市場充斥投機與對沖(至少所謂的智慧合約尚未真正創造出可應用的避險工具，未能實踐亞當斯密對自由市場理解的道德)，而地緣政治的衝突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和負油價時代的來臨，使得新能源與電動車產業的優勢轉瞬受到打擊，也重創向來已主權基金聞名的新加坡。隨著歐美等主要消費市場經濟活動持續限縮，台灣的資訊產業也面臨訂單縮減的危機，特別是偏向消費終端的業者感受將更為深刻，腹地和資源狹小且於中美夾縫求生的我國，能在缺乏人文思維的「美國優先」找到生存空間？

民族國家紛求自保   小國更需善緣

「新冠肺炎」方興未艾，全球又面臨糧荒威脅，作為最大的小麥出口國俄羅斯打響第一槍，率先宣佈2020年7月1日前暫停小麥出口。疫情的發生催動現實主義風潮更勝以往，在疫情發生後各種自保作為發酵，糧食議題又成為一次全球化的考驗，聯合國糧農組織現在由中國作為主席，在「一帶一路」沿途的非洲國家投入六百億美元規模的農業投資，無論是被西方國家稱之為「二次殖民」或「圈地」，事實上已提供非洲國家另一種資源的選擇，而且議價空間也多於歐洲國家，中非雙方各有所圖也各取所需，但在結果上也成就部分中國的外交成績。中國也手握中南半島的水源命脈，泰國等農業大國的水源上游仰賴中國水庫適時的洩洪以維持穩定，直接影響下游國家的糧食安全，中國在拉丁美洲大量購入黃豆和玉米以替代對美國的依賴，建立了龐大的糧食備援機制。世界各國以國家為單位收購糧食的浪潮已使得芝加哥小麥期貨的價格攀升已15%以上，這種現象更強化了民族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的角色，更不能樂觀地看待，作為相異文化與民族的實體的強國在卸除道德與義務的外皮後，還能夠在危難時給予無私的幫助。

有別於一次大戰前國際上的主要行為者仍有著上層階級聯姻，或是相同的文化與宗教淵源，現今多元文化與文明的國際體系少了這樣的軟性聯結，更凸顯國家之間權力零和賽局的無情。冷戰結束後作為唯一超強的美國仍持續對俄國發動油元攻勢和北約東擴的地緣政治擴展，冷戰思維的圍堵策略仍然存留在今日的中美關係，並且在離岸平衡的操作下持續為歐亞大陸東側的精華地帶留下火種，東亞島弧各國宛如三十年戰爭後出現的德意志地區與低地國，這令人不僅憂心是否會是「修習底德陷阱」的前哨。

韓非子<亡徵>有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我國並無與任何大國之間有攻守同盟條約，也未參與任何集體安全體系，也非主流國際組織的成員國，更應謹守方寸之地，善用中西文化交會於我國的優勢作為參與不同文明結構的能力，而非將民氣用於一時之快滿足短暫內部需求，徒增未來隱憂。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